晋商断代，“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追寻忠义的商业文明
1913年，蔚丰厚票号京号掌柜李宏龄退休回家，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李宏龄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在《同舟忠告》中李宏龄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20世纪初，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逐渐渗透，与山西票号争夺汇兑业务。从1904年起全国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希望由山西商人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刊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说贴中作者认为“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就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山西票号内部，身为京城山西汇业领袖的蔚丰厚票号京号掌柜李宏龄为陕西票号改组之事四处奔走，1908年4月，在德胜门外山西会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这一年，61岁的李宏龄和众掌柜商量的结果，祁县、太谷、平遥三地所有票号京庄的经理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都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这些信件的结果是，在山西的东家和掌柜对外面回来的意见不但不予接受，不像过去一样外出考察后再决定，反而妄自猜度，平遥蔚字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甚至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李宏龄听到这个消息，“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马上一病不起，然而，就是在病中，他依然拖着病体继续写信，不过，山西总号大掌柜们的回馈消息已经不再有了。
就在同时，有一个人，回到了山西，他就是渠本翘。
原来，在李宏龄们给总号的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
渠本翘当时是比较有威望的富商，在清政府考上过进士，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渠本翘对李宏龄们的票号改组计划完全赞成。
渠本翘那次回山西就是要当面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渠本翘不仅面陈合组银行的好处，而且也说明即使将来银行失败，各家不过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金融风波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要少得多。
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当面表示，组建银行“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还说，开设银行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
梁谓舟的意见几乎代表了当时山西各票号总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当年的山西商人们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捐资建会馆以便彼此帮助、同舟共济，但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各家似乎首先顾虑的是自已的利益因此，渠本翘的当面游说也只能无功而返。
山西票号衰败的命运就此走上了彻底无法挽回的道路。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1918年，在自费出版《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一年后，心有不甘的李宏龄带着一生的遗憾病逝于山西平遥故里，他的那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成了山西票号的永久问号，至今无人能解！
在山西的票号掌柜中，李宏龄是以干才而闻名的，作为蔚丰厚票号的一员，他先后主持该号北京、上海、汉口分号三十多年，为票号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更成为山西汇业在京城的领袖。
长期在外，李宏龄了解时势，洞悉趋势，因此，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面对清政府的政策，他内心万分着急，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山西票号的发展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但是，他的所有努力最终落空了。1914年，已归故里的他还是看到了日升昌的倒闭。也许，山西票号的倒闭，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不过，他还是心有不甘，不能为票号转型尽力，那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为此，他自费出版了两本小书。
生前不能够为票号的发展尽力，死后，他还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得有这么一段历史。作为一个为山西票号贡献了一生的掌柜，李宏龄的心里，更多的是希望后人能够汲取晋商发展历史上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非天数，而是人事让晋商走向了衰败。
唐·李观《项籍故里碑铭序》：“至如谋于汉者，昔其臣也，公实弃之；兵于汉者，亦其将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李宏龄的商业名言是：“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他还说，“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