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上，大学行政化照例是委员代表的热议话题。而今年，这一话题，聚焦在教改《规划纲要》提出的“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之上。

　　

　　记得以往两会，有不少来自高教界的委员代表痛陈教育行政化之弊，说什么大学官场作风严重，教授争相应聘处级、科级岗位，学校领导对政府官员低声下气，办学的政绩思想导致急功近利。话语间，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恢复高校的办学属性，让校长首先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仿佛已成共识。

　　

　　可是，今年的风向，却有些不同。几天来，来自高教界的委员代表，在老生常谈地批评教育行政化之后，“话锋一转”，为高校的行政级别，说起情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说，“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高校行政级别还是要有的，否则高教的地位不保，除非其他企事业单位也取消行政级别。大学的校长们站在教育地位的高度如此建言，可谓用心良苦，可这般建言，让人好生困惑——大学以其它事业单位不取消，为何单取消我为由不改革，其它事业单位自然也会说大学都不取消，为何要取消我来反对改革。改革的唯一可行路径，就变为所有单位一并改革。其难度，我相信校长们是知道的；其结果，自然也是预料之中的——好了，大家都不改，就这样吧。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界不是十分推崇“试点”、“逐步推进”的改革思路吗？要知道，在试点自主招生时、在试点教授分级制时，高校领导可是十分积极的，为何现在，却又反对从自己开始试点改革了呢？

　　

　　其中的道理不言之明：这动了校长们的“奶酪”。行政级别这个东西，对于一校之长（尤其是名校）来说，可能不会增加太多的物质实惠——校长们该有的不会因级别取消而减少——倒是对中层干部来说，可能因级别和待遇挂钩紧密而影响更大。级别对其的意义，可能更多是精神层面和“自我实现层面”，不少高校校长在各种场合对行政级别嗤之以鼻，可是，如果再看校领导们的任命文书，是会注明副部长级和正厅级的。这就像很多平民老百姓，一边骂着当官的，本人却也渴望着当官，并以某个亲戚在为大官为荣。当官的“实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行走江湖的共同口令。

　　

　　你是什么级，这在连和尚都有级别的社会中，是一个击中很多人软肋的问题。为高校领导想想，也确实挺为难——堂堂北大校长，居然没有级别，回到老家的县里，地位不是还不如处级的县太爷？我们看到，有些重点中学的校长，在被介绍时，还会被补充，“相当于正处级！”今后，大学校长被介绍时，会不会补充“学校曾经是副部级”，“相当于副部级”呢？

　　

　　以上这些，都难以成为大学校长级别不能取消的理由。对于处处讲级别的官本位文化来说，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更有多重意义，除了让教育回归本位之外，更在于改变官本位文化——北大、清华都没有级别，你一个报纸、杂志、医院还说级别，有啥意思？没有级别的大学，可以从追求级别、追求政绩中解脱出来，全心关注学校的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以此确立自己的地位。

　　

　　假如高校能推进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大学的地位不会下降，而会提升，因为这一过程，恰恰实现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大学精神将重新闪耀光芒。当然，这一过程面临挑战既得利益阻力，重新确立大学的办学思想，破除等级思想、身份意识，建立与政府部门的新型关系，重构大学内部管理等一系列难题，但对于开创一种新文化的使命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