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未来与全球化

　　“新”阿富汗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因为其独一无二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战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战”的特点必然使其虽不致绝后但也属空前。由国际社会发起的总体战对抗一个民族国家发动的总体战，再一次让我们想起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前景问题。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的侵蚀与削弱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侵蚀与削弱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武力使用与国家主权。一战结束之前，欧洲国际社会信奉“只要是国家进行的战争便都具有合法性”的教条，自国联盟约开始直至现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区别又重新引入了国际共处规则，使战争本身在法律和道义上都受到了严重限制，不再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势工具。与此同时，武器技术的发展也日渐使得战争代价高昂，它虽然曾用于保护国家领土，但后来却日益使领土愈发易受攻击，核武器的诞生使这一二律背反达到了顶点。经济的重要性大为上升也使战争朝向“后领土”性方向发展。所有这些，明显削弱了战争作为国家利益工具的价值。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的侵蚀与削弱的另一大方面主要体现于日益增多的对主权的限制上。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国际社会与其各成员间的“权威纵向分配”变化是其重大表现；而这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国际关切”（international concern）概念逐渐扩展，“国内管辖”概念则饱经侵蚀。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内的诸多权力不断上移到各种国际组织手中，最为明显的是人权领域的事务已日益脱离民族国家掌握，成为最为显著的“国际关切”，近年来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论争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侵蚀与削弱民族国家权力的同时，全球化实际上也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诸多功能与权力。与“主权过时论”者不同，海德利•布尔认为，国家至少具有三大积极作用：维持本地区秩序稳定、维护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以及主权国家间的相互承认。应当指出，布尔尚未指出国家所具有的另一积极作用，即其在维护国际、国内正义上的积极作用。虽然民族国家并非绝对正义的政治安排，但它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最为有效的政治安排。就当前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而言，尽管现代国际体系由来已久的基本性质有重大变化的趋势、而且这趋势可能随科学技术和全球性交往的迅速发展而导致世界政治组织方式的根本变更，领土国家仍保持其稳定性、仍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实际上更多地依赖于民族国家政府对于国经济活动的政策；而诸多国际组织的“权力”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自动让渡的，而非国际组织本身所真正拥有的，一旦民族国家发现该国际组织已经或可能于其不利时，该国就可能收回它让渡的权力，而国际组织也就丧失了这部分权力。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又赋予了民族国家促进抑或阻滞全球化进程的决定权。同时，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看，它是一个主要由美国所主导的进程，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坚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主导作用实际上也是反对全球单一化的一种努力。

　　▲⊙结语

　　“新”阿富汗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它们都动员了它们所能动员的几乎所有资源以争取赢得战争或至少不输掉战争，因而也就体现为民族国家总体战与国际社会总体战的对决。就民族国家的总体战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战这一点所表露出来的国际政治的一种可以说是带有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我们似乎看到了民族国家衰微的趋势。但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又使我们认识到，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我们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说民族国家势必衰亡、而国际社会大家庭指日可待，至少现在下这种结论尚为时过早。9.11事件后体现出来的国际体系结构方面的变化虽说重大，但这种变化势必然是缓慢而持久的――如果说这种变化必然要进行下去的话，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仍将发挥其主导作用，而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分裂化同时并存也必将是长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