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和《中国企业家》连线时认为，政府部门在此事上的态度“羞羞答答”，是因为害怕具体数据过高会引起舆论物议，而且“中国行政成本过高是举世公认的” 

【《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中国“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这“三公消费”每年多少钱？这答案一直是个迷。

2008年，有学者曾经提出三个3000亿元的估测，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前列。但该数据被财政部否认，认为“实际肯定比这个小”。

但为什么财政部不公开具体数额呢？“（这原因）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表示。

“为什么这么说？这不仅取决于政府部门有一个公开的意识，还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具备公开的条件。”高强进一步解释说，现在财政预算科目还细不到每一项的支出,政府支出中的“购置费支出”范围很广，既包括汽车，也包括桌椅板凳、办公用品、电脑、纸张等。这是今后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科目、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统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和《中国企业家》连线时认为，政府部门在此事上的态度“羞羞答答”，是因为害怕具体数据过高会引起舆论物议，而且“中国行政成本过高是举世公认的”。在他看来，“三公消费”难以公开，具体原因是政府部门思维传统僵化、政府部门裁量权过大，且人大会议未能发挥应有职能。

首先是政府思维定势，不能顺应民意。汪玉凯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行，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但政府部门还是倾向于把政府的这些信息视为秘密，不能主动公开，遇到公民申请公开，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装作不知道。

政府部门之所以可以装作不知，原因在于没有严格的制度，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汪玉凯举例说，广州政府主动公开了预算，而上海政府遇到公民申请仍不公开，同时地方政府，“公开不公开两可，就是因为政府部门没有收到严格的约束”。

这里，根本原因在于人大会议仍只是“橡皮图章”，不能真正履行职能。汪玉凯认为，公开只是第一步，而公民要真正参与预算的制订和执行，还要依赖人大代表真正发挥作用，亲自制定预算，并且监督相关部门执行，形成对政府的刚性约束。

然而，这第一步要走出来就不容易。汪玉凯认为，其实“三公消费”基础工作不难，难在政府部门是否拿出应当的态度来做这件事。

好在高强也透露了人大的决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审查预算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在明年向人大报告预算时，要报告政府的基本建设情况和政府行政开支情况。正在修改的预算法中,我们也明确地提出预算公开的要求，即政府编制的预算、调整预算、决算、部门预算,经过批准后，都要向社会公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