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易/文

    正值两会期间，有关企业“国进民退”的话题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企业艰难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阶段，政府如何合理运作国有资本，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确实值得深入研究。也许我们可以从日本政府帮助日本新生银行(ShinseiBank)成功获得“新生”的案例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日本新生银行的前身即成立于1952年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1997年在亚洲银行中排名第13位，1998年10月却因巨额坏账和高达26.5亿日元的欠债而濒临破产。为对陷入经营困境的银行实施有效营救，日本国会当月通过了《金融再生法》。12月15日，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银行破产有关问题。在政府花费大量精力为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寻找合作伙伴却一无所获的情况下，金融再生委员会决定对长期信用银行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政府为此注资7.87兆日元，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营业让渡、股票让渡、合并等方式，再移交民营。

　　2000年3月，美国投资基金里普尔伍德基金管理公司（Ripplewood）以1210亿日元（当时约合10亿美元）的价格向日本政府收购该行，6月份改名为日本新生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被外资收购的银行。

　　为尽快摆脱困境，新生银行聘请了备受尊敬的前花旗银行日本分行负责人八城政基担任社长。八城社长致力于建立一种创新、透明和负责的企业文化。他引入最先进的电脑系统，雇佣50位印度籍软件工程师及顾问，在短短10个月内，就使原来的信息管理系统焕然一新，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在新社长领导下，该行积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将经营重心从低利甚至无利的贷款业务，转至高利的消费和企业金融服务等中间业务，使银行迅速转为良性运营，不良债权由2003年3月末的1.9兆日元减少到2003年9月末的1542亿日元，并连续三年实现盈利。至2003年3月末，新生银行实现净利润339亿日元。由于该行拥有日本银行业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最低的不良贷款率（4.1%）和最高的资本充足率（20.1%），在2003年春标准普尔的评级中，新生银行被评为“前景稳定”，而当时日本最大的7家商业银行均被评为“前景负面”。

　　2004年2月19日，日本新生银行在东京交易所上市并大获成功。由于业绩突出，新生银行在上市当天便受到众多投资者的追捧，并以高于发行价58%的价位收盘，股票市值高达1.12兆日元，在日本银行业跃居第六位。美国基金管理公司当天出售股票的收益高达2388亿日元，不仅成功收回4年前的投资，而且获利高达1178亿日元。

　　新生银行的重生令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深感欣慰。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批评者首先认为，依照市场规则，银行该破产就应任其破产。国有化的做法有悖世界潮流，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且，以纳税人的巨额负担为代价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管理，实际上仍是饱受诟病的所谓“舰队保护主义”（政府过度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再有一点，就是卖价太低导致国有资本的退出未能获得应有的利益。眼看外国资本坐收厚利，肥水外流，国民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然而，异议并未动摇日本政府改革的决心。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银行不倒”神话破灭，多家银行相继破产，政府深以为忧。如何对存款实行全额保护、消除金融恐慌、避免危机蔓延、改善银行运营、改良金融机制等，是政府无法回避并且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采取暂时国有化的办法，对有关银行实施紧急救助，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不二选择。

　　继1998年对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实行暂时国有化管理之后，1999年，金融再生委员会又以公共资金购买了除东京三菱银行以外的15家大银行的优先股票，总额超过7兆日元。这些严重亏损的银行把优先股转化成普通股，使政府成为最大的股东。考虑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主要是被持有大量不良债权的银行拖累所致，一方面，日本政府要求银行必须在2005年3月前将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3月底的8.4%降低至3%—4%之间；另一方面，政府充分利用其最大股东的经营管理权，要求有关银行积极采取关闭亏损部门、出售疗养院、精简人员、削减工资等措施，力图改善经营、扭亏为盈。新生银行重获新生，既是企业自身改善管理最终脱胎换骨的精典案例，同时也成为日本政府灵活实施国有化策略、有效实施金融改革的成功例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必须继续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今天，我国完全可以适当借鉴日本政府灵活运用国有资本积极救助银行的做法。此所谓非常之时非常之举，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逐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总体策略并不矛盾。如此说来，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罢，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使政府调控有效、企业经营得利、国民最终受益，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