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安忆随和得一塌糊涂

胡殷红

从读王安忆的小说，到认识她这个人，把手指头和脚指头捆在一起数年头儿，怎么也超过了这个数，但真正走近她，是我们前不久一起到港澳的那些天。

在我平日的印象中，王安忆衣着并不讲究，她的理论是：天天在家里，用不着买太多的“工作服”，再贵的衣服，一年也不一定能穿一次。但是她有“礼服”，一袭丝绸旗袍，淡淡海蓝之色，在香港作联二十周年隆重的庆典晚会上，她确实给中国作家代表团增了彩。而且王安忆受欢迎的程度也出乎我的预料，她的“粉丝”比这个团的男作家多多了，请她签字、合影的男男女女追着她，围着她。特别是有一天她穿了一件“香樵领”，蓝印花布的“短坎”，“民族”而时尚，凡到有人拉她拍照，她都特别配合，镜头一对准她，她脸上就绽开灿烂的笑容，昂首挺胸地往那儿一站，高而挺拔的身材还带着点模特的“范儿”。我夸赞这件衣服与她穿旗袍的两种味道，王安忆悄声告诉我，这是她母亲的“遗物”。我更为认真地打量这位茹志娟的爱女，体味着这对文坛母女的审美情趣。

王安忆从不主动和人搭讪，显得挺孤傲。这不用我说，有目共睹。这么多年里，她无论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亦或她参加什么著名作家活动啥的，我们总有很多机会见面。她从来脖子挺着，头昂着，面无表情。当她一以贯之地从主席台走上走下的时候，我脑子里一定会想，她肯定把台下的人都假设成服装模特的教练啦：上了T台就不许笑。当然，年头多了，日子长了，我也看惯了她那没有表情的表情。有时我会主动地朝她呲一下牙，她一定会还我一个有点羞涩的微笑。工作需要时我也会往她家里打电话，她的声音听来还热情，只是问一句回一句，想和她“煲”电话粥是不可能的。凡到这时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一个不愿与人交流的人怎么写小说啊？想解答这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我从没指望王安忆本人。但是，天赐良机，这个疑问终于由她亲口给了我解答。

王安忆说，这么多年她有“工作单位”必须上班的时间就三五年，其余时间都是“独立生活”，基本是待在家里写作，即便调到大学里工作，也是有课去上，无课在家，很少参加应酬。这样的状况使她不太会，也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了。她至今不上网，不会收发邮件，最大的消遣和信息来源是一份《新民晚报》。

我所担心的是，王安忆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会受到环境条件制约，从而影响她个人生活感受之外的创作。王安忆说：写小说，没有经验做想象的出发点，就没有办法去写作。我最担心的局限性问题，王安忆却不以为然。她认为，相对地封闭可以把她的立足点圈起来，圈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她说，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能够自圆其说。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生命力，生命力旺盛，生态就平衡，重要的是要经营好这块园地，而不要妄想去超越经验的局限。我笑说，我原以为小说家都是 “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可你的确是把“经营”的好手，经营创作的园地，经营生活的家园。

所有读过王安忆作品的人都不能否认，王安忆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描写的到位是她非常突出的特点，这说明她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不仅对人的内心观察是细微的，而且能够摆脱个人的局限去理解别人。读王安忆的作品，我总为王安忆那双能看入骨髓、令人颤栗的眼睛兴奋。我说，王安忆，你虽不爱说话，但你的眼睛特别好使，就好比失聪的人往往心明眼亮一样。

王安忆写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我也读了不少。但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入围那天，我就开始收藏她长篇小说的各种版本了，只是直到今天也没找她签过一本。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明察秋毫的眼情和性格，好像“抑制”我的热火朝天。那些年，我们总是远远的、淡淡的相视一笑，无话可说。但在我心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的获奖，不仅仅是对王安忆文学创作的肯定，也是茅奖自身的一次突破。在此之前的四届茅奖获奖作品里，是没有她这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的。这让我想起颁奖的当天，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王安忆却在他丈夫的陪同下拒绝了很多记者的采访，闭门“歇”了。我当然不会上赶着非要求采访她不可，只是暗自佩服她的自信、淡定和决非做作的低调。

一晃十年又过去了。这期间她写了很多作品，每次都是先在刊物上发表不久，新书就跟着上市了。唯《月色撩人》这篇是先在报纸上连载后，才在《收获》五期发表，这种发表方式对王安忆是个特例。我揣想，这也许和作品的内在品质有关？也许表示某种转向？也许是为了面向大众？我不否认《月色撩人》是一部好小说，只是怀疑有多少人能静心读下去呢？

关于《月色撩人》评论界和网上评价不一，但我想，别人怎么评价对王安忆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她从来不太在乎别人的评论。她说过，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所做的劳动无法向别人传达，我根本不期待别人完全理解。我自己阅读的经验也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合适发表意见的人。王安忆这话我以前听过，而当她面对我再次谈到时，还真觉得她说得实在，没有假装谦虚。王安忆也是水做的女人，肉长的心，她一定喜欢听表扬，但我理解了她决不是抵触批评，她觉得批评要真的读了作品，真的有分析，才有交流的可能。

在香港和澳门，我们朝夕相处，有很多话题可聊，我发现，只要能有机会走近她，就会觉得她特别随和，无论吃、住，无论讲话、拍照，无论什么场合，她一点不拧巴，随和得一塌糊涂。不管事先是否通知了她发言，临时拉上场她也有话可讲，头头是道。无论她累还是不累，想不想购物，喊她逛街她就陪着。出门前她还会轻声问一句：海风凉，你带外衣了吗？她的每一次关心和提醒都让我想到“上海女人”，想到专门研究她的人对她这个人的评价和对她作品的归类。有学者或文学评论界将她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把她放在“海派文学”的传统中来评说。我想，如果不探讨“籍贯”，只论写上海写得好，写得透彻，写得细致入微，张爱玲和她是我读到的作品中，最好的海派作家了。但我又觉得她俩不可比，生存状态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历史责任不同。可我最终这样想：评价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最好别给她“撮堆”分类，也最好不用“责任”二字，应该用：“生活、生命”这四个字最妥贴。

我也非常喜欢王安忆的《心灵世界》那部讲课稿结集。这个集子里的每一课都体现出她极强的表达能力，而且很显文学专业水准，很有理论素养，真想表扬她是文学方面的“全才”。她从作家到教授的漂亮转身，日常生活中的她与讲台上的她的变化与反差令我惊诧。走近她也没能解开这个谜。

和王安忆聊她的创作，不可能不谈她标志性的作品“三恋”。但当读者和评论界认定了“三恋”的风格之后，她并未行成所谓“王式风格”，而是不断在变。王安忆似乎是刻意“创新”，这也是我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涌动，王安忆的吸纳性又特别强，在各个思潮中都有代表作。那个时期，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热情都是“相当澎湃”。可如今，已不是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文学思潮消失了，作家如何写作，从哪个维度关注现实，进入现实的通道在哪儿，精神支点在哪儿，如何确立创作方向，就开始令人堪忧了。我提了一大串问题，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只好约定另谈了。

王安忆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对待的那种人，这真不是因为她“情商”高，而是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她的真诚。我们在香港时就约好回来的第二天，一起到杭州参加叶文玲大姐的新书发布会，并到叶大姐的家乡去采风。她说叶大姐是她的同学，别的会可以推，这个会是一定要去的。遗憾的是我们到杭州的当天，叶大姐突发高血压住院。王安忆和我商量怎么办，是否还要再到她的家乡去。我说，人都住院了，我们再去“采风”一是给人家添麻烦，二是还有心情“疯”吗？王安忆沉重地表示：那就不去了。其不知，叶大姐的家乡仍然非常希望这个活动继续下去，浙江省作协的领导也千方百计动员王安忆去。我先走了，王安忆执拗地坚持说：胡殷红说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她说让我别去了。后来浙江方面打电话责怪我不出好主意，王安忆当天就回了上海。我心想，这就是王安忆，当她接受你、信任你时，你就是她的一部分，当她爱你的时候就一定爱你。她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