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博友的谈话

    最近三个月我一直埋首于《关于活着这件事》和《占星相位研究》的译介工作，所以没空和网友互动。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为了让内地的朋友们先睹为快，因此选了克氏的几段思想，和大家分享。这一套三部曲系列作品的简体译本，目前内地的某家出版社还未决定选谁来翻译，因此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六、七月份时，关注一下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繁体版本的问市情况。

追寻实相

他来自远方，长途跋涉地搭船和飞机来到这里。他只会说自己的母语，因此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来适应这个恼人的新环境。他对这里的食物和气候完全不能适应，因为他生长在纬度非常高的地方。这里的湿热气候令他很不舒服。他是个博学的科学家，也写过一些书。他似乎对东西方的哲学都很精通，曾经当过天主教徒。他说他长久以来一直对天主教不满意，但是为了家庭而没有改变信仰。他的婚姻应该说是快乐的，他也很爱他的两个孩子；他们现都在大学念书，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多年来他对自己人生的不满足感一直在增长，几个月前这种不满足感达到了颠峰。他离开家人，为妻小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便来到此地。他只带了足以维生的钱，便来到这里寻找神。他说他没有一点不平衡的地方，而且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

平衡与否的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感到挫败或是有成就的人来论断的。有成就的人也可能很不平衡；有挫败感的人则会变得尖酸和愤世嫉俗，或者会藉由自我投射的幻觉来逃避真相。平衡与否不是由分析家来决定的；能够适应主流社会也不一定意味着平衡。主流社会本身很可能就是个不平衡的文化产物。带着各种模式、规范和贪欲的社会，往往是很不平衡的，无论它属于右翼或左翼，无论它的贪欲是属于国家或其中的公民，情况都一样。平衡就是不贪婪，至于平衡与否的概念，显然仍旧属于思维的范畴，所以它本身没有资格论断什么。思想带着标准和论断的受制反应，是不可能认识实相的。实相不是一种概念或结论。神是能够被发现和寻求到的吗？你能够寻求未知吗？若想发现什么，必须先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因为是「你」想要有所发现，所以「你」发现的东西必定是一种投射。它必定是你所渴求的东西，而凡是欲求制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实相。寻求实相就是否定了它。实相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没有任何途径或指南可以通往它，而语文也不是实相。我们能够在某个特定的场景、气候和人群中发现实相吗？它有可能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吗？实相的向导有可能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吗？它真的有向导吗？凡是能够被发现的东西，都是源自于愚昧无明，因为追寻本身就是一种无明的活动。你无法追寻到实相；你所有的活动必须停止，实相才会出现。

「难道我没办法发现那无有名相的境界吗？我之所以来到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里的人十分热衷于实相的追寻。在物质层面，这里的生活比较自由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拥有那么多东西；这里不像其它地方那么在乎财物，这也就是我们会去寺庙出家的理由。不过去寺庙出家也是一种逃避，而我并不想逃到奉命而行的自我孤立状态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那个无法被定名的境界。我有能力找到它吗？」

这件事和能力有关吗？能力是不是暗示着依循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走一条被设定好的道路，而且必须做出各式各样的调整？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时，是不是在问：我这个平凡人是否能找到某种方法，来获得你已经拥有的状态？你的问题显然是在暗示：只有那些特殊的人而非一般人，才能发现实相。难到实相只能赐给少数智慧特别高的人吗？我们为什么会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发现它？我们以某个似乎已经发现实相的人为典范；这个典范被高高地举起，因此我们制造了一种对自己的不确定感。这么一来，这个典范就被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而我们和这个典范之间便出现了竞争性；我们也渴望自己成为破纪录的人。因此这个问题是不是源自于我们的意识或无意识底端的较量之心，一种对自己和那个典范的比较之心？

我们为什么要拿自己和某种理想来比较，比较真的能带来洞见吗？理想和我们自己真的有差异吗？它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投射，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它难道不会妨害我们洞悉自己的真相？比较之心不就是一种对自我洞悉的逃避？逃避自己有许多方式，比较之心就是其中之一。缺少了自知之明，所谓的对实相的追寻便成了一种逃避。缺少了自知之明，你所追寻的神也不过是个幻相之主，而幻相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冲突和痛苦。缺少了自知之明，你的思想不可能正确，这么一来，所有的知识都变成了一种无明，而这只会导致困惑与毁灭。自知之明并不是最终极的目标；它只是通往不朽境界的一个楔子。

「自知之明是不是极难得到的能力，是否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自知之明的障碍。容许我建议你，不要先设定它很难得到，或者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不要对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先做出预设，只要开始探索就对了。自知之明只有在关系之中才能发展出来，而所有的行为都涉及到关系。自知之明无法透过自我孤立或自我退缩来达成；否则关系就成了一种僵固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最极致的抗拒。抗拒就是一种压抑、替换或升华的形式，而且是自知之明最大的阻碍；抗拒倾向只有在关系和行为之中才能被发现。抗拒性，不论是消极或积极的，都带有比较之心、合理化倾向、论断和认同的成分。它就是对当下真相的否定。当下的真相是很隐微的；毫无拣择地去觉知这隐微的状态，就能将它完全揭露出来。这种揭露便是智慧的开端。若想让未知出现，必须得有智慧。

     敏感性

那是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块凹陷的草坪和绿叶成荫的老树。这幢房子的面积很大，有许多宽敞的房间，比例和通风设备都很好。那棵树为许多鸟儿和麻雀带来了庇荫。喷水池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鸟，有时老鹰也会飞来，但大部份时候飞来的是麻雀、乌鸦和吵闹的鹦鹉。这幢房子和花园都很隐密，白色的高墙使它显得更隐密。高墙内的氛围令人愉悦，墙外则尽是公路和村落里传来的噪音。有条路经过这栋房子的大门，从这条路再往前走个几米，便是这座大城边上的村落了。这个村落的气味很臭，因为它狭长的道路两旁都是开放式的阴沟。村落里的房子是用茅草搭盖的，前面的阶梯上点缀着许多东西，孩子们在巷弄里玩耍着。有些织工正在拉开色彩明艳的棉线准备织布，一群小孩在旁边看着他们工作。这个场景显得很欢娱，充满着生命力、噪音和气味。村民刚刚沐浴完毕，因为气候炎热，所以身上穿的衣服很少。傍晚时分有些人开始饮酒作乐，因此说话的声音变得粗鲁而高亢起来。

一道薄薄的墙，就能把美丽的花园和充满活力的村落隔开。否定丑陋、执着于美，都是缺乏敏感性。培养出相反的一面，不但会令头脑变得狭隘，而且会局限住心。美德并不是一种相反的状态；如果它有相反的一面，就不是美德了。能觉察那个村落的美，就能欣赏绿叶扶疏的花园。我们只想看到美，因此对不美的东西很难敞开胸怀。这种压抑性会助长不敏感的特质，而不会带来对美的鉴赏力。良善不在花园里，也不在村落之外，它存在于超越这两者的敏感性之中。否定或认同都会导致狭隘倾向，而这就是一种不敏感。敏感性不是可以刻意培养出来的东西，凡是可以培养的，都只会带来界分和操控性。善与恶同时存在着；追求其中之一而逃避另一面，不可能带来让实相呈现出来的敏感性。

实相并不是幻相的对立面，如果你把它当成了对立面来追求，它就不可能出现了。只有让对立面消失，实相才会显现出来。谴责或认同都会助长二元对立的冲突，而冲突又会造成进一歩的冲突。不带情绪地去面对真相，既不否定也不认同，就不会造成冲突。真相本身是没有对立面的；一旦出现了防卫反应或是执着于快乐，对立面就出现了。就是这种态度造成了迟钝的心，并且破坏了当下的行动。如果我们一心想要留在花园里，自然会抗拒那个村落，但是只要有抗拒之心，就不可能产生当下的行动。抗拒性带来的是活动而非行动。活动是奠基于概念之上的，行动却不是如此。概念永远有相反的一面，从相反的一面出现的举动，都只是一种活动罢了，而活动是无法带来自由的。

活动永远有过去和未来，行动却没有。行动永远属于当下，所以是立即出现的。改革是一种活动而非行动，凡是被改革的都需要进一歩的改革。改革就是不行动，也是一种从对立面产生的活动。行动则是在每个当下出现的，而且很奇怪的是，它里面没有任何冲突；活动看起来似乎没有煞车，却充满着矛盾冲突。革命的活动里有许多冲突，所以无法真的带来解放。冲突或选择永远无法成为解放的要素，只要有选择性存在，产生的就是活动而非行动，因为选择性是奠基于概念之上的。头脑一向耽溺于活动之中，而这并不是一种行动。行动是从截然不同的源头产生的。

月亮从村落那边缓缓上升，在对面的花园里投下了暗影。

关系之中的爱

这条小径会经过一个农庄，通往一座山丘，从山丘顶上可以鸟瞰下面的建筑物、母牛和它的小牛、鸡、马，以及各种农耕用的机具。这是一条令人愉悦的小径，它在树林里蜿蜒地向前延伸，鹿和其它的野兽经常走在上面，因此在松软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少足迹。当一切的噪音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农庄里的说话声、收音机里的笑声会传得很远。这是一个整理得很好的农庄，空气中有一种整洁的气息。村里的大人时而提高声音说出怒气冲冲的话，接着孩子的声音就沉默了。树林间这时传出了一阵歌声，那阵愤怒的叫骂声穿透了这歌声。突然间一个女人冲出屋外，重重地摔上门；她跑到牛棚里开始用一根棍条打起牛来。打牛的尖锐噪音传到了山丘顶上。

毁掉我们心爱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啊！人和人之间很快会形成一道藩篱，只消一句话、一个姿态、一抹讪笑就够了。健康状态、情绪和欲望都会投下阴影，于是原本光明的，就逐渐变得沉重和迟钝了。我们不断地利用身体和头脑，以至于将生命力消耗殆尽，因此原本敏锐和清晰的觉知，逐渐变成了疲惫和充满困惑的状态。时而出现的摩擦、希望和挫败感，使得原本美好而单纯的东西变成了恐惧和期待。关系是复杂和困难的，鲜少有人能毫发无伤地从其中脱身出来。虽然我们希望它能维持原状、静止不动，但是它仍然不断地在变动，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深入完整地加以了解，而不是让它臣服于内在或外在的惯性模式。顺应性本是社会的结构之一，只有当爱存在时，顺应性才能减轻它的份量和权威性。在关系之中学会爱，是一种自我净化的过程，因为它能揭露自我的运作方式。缺少了这种揭露的活动，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我们是如何竭尽所能地在抗拒这个揭露的过程啊！内心的挣扎有许多种形式：掌控或屈服，恐惧或希望，忌妒或接纳等等。难就难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爱；假如我们有爱的感觉，通常会希望它朝着特定的方向运作。我们无法赋予它自由，我们是用头脑而非用心在爱。头脑可以不断地修正自己，但是爱不能。头脑可以让自己不脆弱不易感，但是爱办不到。头脑可以一直往内缩，让自己变得封闭，变得个人化或不个人化，然而爱是无法从两面下赌注的。难就难在我们所谓的爱是源自于头脑。我们让心中充满着头脑里的事物，所以我们的心才会空虚和不断地期待。执着倾向、忌妒、渴望保有和摧毁，都是头脑的活动。我们的生命是由身体和头脑掌控的，我们无法爱了就立即放下。我们总是渴望被爱；我们给予是为了获得，这是源自头脑而非内心的慷慨。头脑永远在追求确定性和保障；但爱能够被头脑确定下来吗？带着时间感的头脑所捕捉到的爱，有可能是永恒的吗？

即使是发自内心的爱，也有自己的把戏；因为我们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心，所以它才会充满着疑虑和困惑。人生的痛苦和疲惫就是源自于此。前一秒钟我们还认为自己很有爱的感觉，后一秒钟爱就不见了。本来我们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它不是源自头脑而是无法度量的。这份力量也被头脑摧毁了，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头脑似乎总是赢家。我们内在的冲突无法藉由狡猾的头脑或迟疑的心智来解决。没有任何手段或工具可以让冲突停止，寻求某种解决的手段，便是出自于头脑想要做主的渴望。它总想把冲突搁置一边，以便获得爱以及爱的祥和，然后变成某种东西。

我们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缺乏广泛而深刻的觉知。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达成头脑渴望的爱，一旦真实而深刻地洞悉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觉知到某个不属于世间的东西。缺少了这个东西的点化，不论我们做什么，关系之中都不可能出现持续性的快乐。如果你已经得到了那份至福而我还没有，那么你和我很自然会起冲突。你也许不会有冲突，但我一定会有；然后我就会在自己的痛苦之中封闭住。痛苦和快乐同样是封闭的，除非那种不是由「我」造作出来的爱出现了，否则关系永远会带来痛苦。如果爱的至福降临了，那么不论我怎样，你都会爱我，因为那时你已经不再根据我的行为来模塑爱。不论头脑玩的是什么花样，你和我都是分开来的，虽然我们会在某个时刻里交会，但仍然无法融合在一起。任何时刻头脑都无法制造出这种融合状态，只有当头脑彻底安静时，这种状态才会出现。只有在这样的时刻里，关系才不会有痛苦，

个人和社会

我们在拥挤的街道上走着。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鼻子里尽是汽车和公交车的废气味。商店里展示着许多昂贵而劣质的东西，天空是一片淡银色。离开吵杂的大街来到公园里，感觉非常舒服。我们往公园深处走去，然后坐定了下来。

他告诉我们说，政府以其雄厚的武力和法规，几乎吸纳了各地的人，而且人们对政府的崇拜已经取代了对神的崇敬。世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渗透到人民的私生活里；政府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和阅读方向，它以神圣之眼一直在窥视着它的子民，而且取代了教会的功能。它变成了一种新兴宗教。人类曾经是教会的奴隶，现在则成了政府的奴隶。以前是教会，现在是政府在控制着人民的教育；但这两者都不关切人民的自由。

个人和社会到底有什么关系？显然社会就是为了个人建立的，而不是相反的情况。社会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它存在是为了带给人自由，然后才有机会唤醒最高的智慧。这份智慧不仅仅是培养出一些技术和知识；它可以使我们与创造性的实相连结，所以不是一种肤浅的头脑活动。智慧不是累积出来的成果，而是从成就和成功之中解放出来。智慧永远是不停滞的；它无法被复制和规格化，所以是无法被教导的东西。只有在自由之中才能发现它。

集体意志及其行为就是社会，而它是无法提供个人自由的；因为社会不是个有机体，它是停滞不动的。社会是为了人的方便而组成的；它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机制。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来掳获社会，并且引领它、模塑它、掌控它。社会并不是个人的主宰，社会可能影响到个人，但个人永远可以摧毁它。个人和社会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冲突，是因为人和自己也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就存在于静止不动以及充满生气的两种状态之间。社会即是个人的外在表现，因此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就是人和自己的冲突。冲突，无论是源自内在或外在，都会一直存在着，直到最高的智慧被唤醒为止。

我们既是社会性的存有，也是个人性的存有；我们既是公民，也是苦乐参半与社会有别的变成者。若想获得内心的祥和，就必须了解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政府比较希望我们变成彻头彻尾的公民，而这就是政府的愚蠢之处。我们自己也想把个人变成公民，因为当公民比当人容易多了。当一个良好的公民，就是在社会的模式里有效地运作。效率和臣服便是当公民的条件之一，但这只会使人变得无情和坚硬；我们可能为了当公民而牺牲掉人的特质。良好的公民不必然是善良的人；但善良的人必定是良好的公民，对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而言都是如此。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善良的，他的行为就不可能带有反社会倾向。他不可能和另一个人对立。他会跟其它善良的人合作；他也不会渴望成为权威，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他会很有效率，却不是无情的。可是公民却企图牺牲掉人的特质；一个寻求最高智慧的人，会自然而然地避开公民的这种愚蠢的倾向。因此，政府很容易和善良的人或是有智慧的人对立；但这样的人早已摆脱了政府和国家。

智者才能带来一个善良的社会，公民无法造就拥有最高智慧的社会。如果公民居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公民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就很难避免了；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蓄意漠视个人的话，势必会遭到毁灭。只有当人的整个心理运作过程被充分洞悉时，公民和个人才能得到和解。政府或是目前的社会并不关切那些向内寻求的人，它只关切那些向外追寻的公民。虽然社会否定了那些向内寻求的人，但这些人永远会胜过向外追寻的公民，而且能摧毁公民狡猾地设想出来的计划。政府把现在当成了未来的祭品，总想确保自己能延续到未来；它认为未来的重要性远超过现在。但是对智者而言，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是现在而不是未来。只有当未来被淡化时，眼前的真相才能够被洞悉。借着对眼前真相的洞见，就能替当下的一切带来转化。这份转化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如何让公民和个人得到和解，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因为转化一旦出现，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冲突自然会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