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方继孝先生可惜
　　
　　贺宏亮
　　
　　偶读《博览群书》3月号，有方继孝先生新作《“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文章不长，图片不少。认真拜读一过，很有收获。至少是见到了一些《我的前半生》罕见版本的书影。但我对方先生的文字也有数处疑惑，拈出以求正于方先生和博雅君子。
　　一、文字抄录错误。《博览群书》3月号页116，方文所引《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卷的开篇词最末两句是“他日偶然得到，津底双龙袅。”此处误录一字。我遍查该书所有版本，均为“他日偶然齐到，津底双龙袅。”因为此词前面已经说到了“雷焕张华分宝”，两把宝剑早就在雷焕、张华两人手中，不存在“得到”，强调的一定要是“齐”到，是因缘会合。这个关键字不能抄错。
　　二、年月计算错误。《博览群书》3月号页122——124页，方文有多处谈到群众出版社李文达整理修改《我的前半生》事宜。“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页122）。后面还有两处说到“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3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分别见页122至123及页124开头）。我实在不明白，1960年4月初到1962年6月，只有2年多一点的时间，怎么会是“整整3年”？
　　我试着为老方找出“整整3年”的来历。结果发现，这个“整整3年”的说法是来自《北京晚报》2007年03月29日宗春启的文章——《<我的前半生>是谁写的？》。但是，宗春启的文章中的“整整3年”却是另有所指——李文达从1958年接受任务后开始的“全部调查采访工作”，进行了整整三年。请看宗春启的文章原文：
　　李文达，原是公安部的干部，1958年调到群众出版社当编辑。他接了任务后原以为很容易，有一个月就够了。一看才知道，这本小册子只写到1956年；而且当初溥杰在写这本小册子时，手边没有资料，许多历史事件当时无法查对，因而说得不清楚、不具体。再者，小册子的内容和语气主要是认罪、忏悔，缺少有血有肉的情节。这样的书出版后，它的可读性必然大打折扣。要出版这本书，就必须删掉那些空洞的内容，补充大量的改造过程。这时候，溥仪已经被特赦回到了北京，安排在植物园工作。李文达便住进了香山饭店，每天下午半天采访溥仪，晚上回来写稿子。……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后，李文达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另起炉灶，重新写作，主题就写改造，写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灵魂的改造。通过这位末代皇帝的变化，反映历史的必然。李文达的这个方案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也得到了溥仪本人的同意。此后，李文达又找了溥仪身边的太监、溥仪奶妈的干儿子等许多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如摄政王载沣和伪满大臣郑孝胥等人的日记，还看了近200米的显微胶片，眼睛都累坏了。全部调查采访工作，整整进行了三年。
　　三、逻辑推理错误。方文在论述了《我的前半生》各种版本及自身所藏版本后，又对2007年群众出版社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进行了评说。这些都很好。但是方文结尾却说，如果我有的版本，他们（群众出版社）那里也都有，那么也就解开了窝在我心中十几年的一个猜想：我的这些个“稿本”，没准儿真是溥仪先生的旧藏呢！
　　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不通。其实，方继孝先生所藏《我的前半生》诸种版本因为有大量的批注、补充、粘贴和修改痕迹，非常珍贵。至于这些“稿本”，是否真是溥仪先生的旧藏？应该对稿本上修改的字迹和内容进行查勘研究后得出，与“他们（群众出版社）那里”是否“也都有”这些版本，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201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