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他们做了什么？

你看他们做了什么？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干啥？我想说的是两位诗人，他们各自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第一件事是布罗茨基做的，就是那个在其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中有惊人之语的布罗茨基。他一登上斯德哥尔摩的讲坛，就直截了当地说：“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终身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得太远的人来说，做一个民主制度的最后失败者，也胜过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和大文豪。”1972年6月4日，他被苏联驱逐出境的这一天，给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任何人都无法因为恶、仇恨和愤怒而获益，即使是那些有理由这么做的人。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相同的判决：死亡。写下这些文字的我会死亡，读到这些文字的您也会死亡。我们的事业会留下来，但是它们也会被毁灭。因此，谁也没有权力去妨碍其他人做自己的事。生活已经够艰难，够复杂了，就没有必要再去添乱和无聊折腾了……在我看来，您品质中最具人性的特点，就是和我一样，也会死去。”当时的布罗茨基在国内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年轻诗人，但他仍是这么做了，根本不管你老勃收得到还是收不到信，也不管写这样的信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真的就这么做了。

第二件事是米沃什做的，就是哲学家亚力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其脍炙人口的著作《欧洲精神》中把他作为思想英雄来论述的那个米沃什，获得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1949年一个寒冷的夏夜，成了米沃什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是波兰驻美国的外交官，收入颇丰，享受特权，生活非常舒适，经常出入最上流社交圈。之后，他主动脱离主流社会，成了异见人士，流亡诗人。这一切的转变就是基于他目睹的那一幕和断然做出抉择的那一刻。他在《米沃什谈话录》中讲到了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在194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我们喝酒、跳舞，直至凌晨四点我们才出门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我在大街上看到几辆载满犯人的吉普车。士兵和警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那些犯人们身穿夹克，衣领翻起，冻得直哆嗦。顷刻间，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那一刻，他当然清楚，他成了谁的帮凶。尽管他是享有特权的高官，是颇有威望的诗人，但他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一个最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城堡中，无论以何种理由，何种动机呆在里面，事实上就是帮凶，就是罪孽。由于有这种认识，米沃什站在了鸡蛋一边，站在了沉默的大多数一边，站在了为全民的平均福祉而出力的奋斗者一边。

是的，你看他们做了什么？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干啥？我们的外交官在干啥？我们的诗人在干啥？从他们已做的和我们正干的，我可以得出一个至少会让我服气的结论：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世界中，只有事实，而没有价值，即使有价值，而是颠倒的价值；只有物利，而没有善恶，即使有善恶，也是颠倒的善恶。否则，你无法理解：它所有的东西为何会以如此性质的一种方式展开？！为何会以如此性质的一种方式存在？！并且展开得那么疯，存在得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