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火车站(江岸区京汉街)

说起汉口的精彩建筑，我很容易会立刻联想起江汉关、大智门车站、几个银行的建筑来，这些建筑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的。

2009年夏天，我应邀去汉口看金地在这里的高层住宅区项目，地盘就在大智门的汉口旧车站旁边，因此专门去了一次那座常被人叫做大智门车站的老车站。想去看看工地，也想去拾回一些陈年的记忆。在整个参观过程里，我自己很是有点恍惚，几十年前的旧事好像云烟一样在脑里飞过，感触很多。

大智门火车站已有百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大城市火车站之一了。这座车站，见证了从北平到汉口的京汉线铁路的开通，又见证了辛亥革命，清朝在武汉的最后一批官员就是从这里爬上火车回北京去的。北伐在这里运兵，日军攻陷武汉后在这里卸下装备和军人，解放战争也以占领这个车站作为一个胜利标志，解放军是沿着大智门的铁路朝循礼门方向挺进的。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居然在这座车站的大立面上画过那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随着车站和铁路的搬迁，大智门车站突然空了下来，街头上过去永远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下子消失了，建筑还保持在那里，周边却空空荡荡的，那种时光颠倒错位的感觉有些荒诞。那一天，我站在已经清理空了的车站建筑物前面，感觉象是昨天才从站前为画画搭起的手脚架上攀爬下来的一样。只是时过境迁，人事两茫茫，转眼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世界建筑史上，曾有过“新古典主义”的浪潮，汉口新古典主义建筑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这座老汉口车站。作为车站，结构是一个四角有塔楼的方形的大棚子，用高大的穹顶拱起内部，作为候车室空间。方形棚的四角是四个四层高的攥尖塔楼，四个塔楼顶都用墨绿色金属包裹起来，是模仿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城堡碉楼的顶部形式，这类顶子一般很少用于民用建筑，有一点神话的色彩（你注意看看现在迪斯尼乐园的那个灰姑娘城堡，屋顶碉楼用的也是这一类的形式），可以想见当年设计这个车站的时候，设计师的构想是想做成一个很有德国感觉的车站。现在这个车站的顶子恢复了原有的深绿色，墙面也是浅灰色的。但是在我记忆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建筑是给刷成其他的色彩的。顶棚虽是方形的，但是由于中间拱起，因此四个立面都做成了园拱形，大半圆拱券立面的设计，使得候车室四面都有一个半圆形的采光大窗。面对车站路的那个半圆拱门尤为壮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自鸣钟，半圆拱上端还有一只青铜铸造的飞鹰。鹰是建车站的时候就装在上面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怕给红卫兵毁了，因此早早就收了起来，大钟也搬走了，所以我在那里爬上爬下画毛主席象的时候，是没有见到这只鹰的。那时在车站路门口前面，用锌铁板做了一整面墙，将整个半圆形的玻璃园穹都遮住了，那幅巨大的毛主席象就是在画在了这面锌铁板墙上。

那天，陪同我去看大智门车站的朋友问我：车站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看到的样子有什么差别吗？我说建筑倒没有什么变化，保护得很好，只是人去楼空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车站是汉口的交通枢纽，人头涌涌，周边热闹非凡，加上四周墙壁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整个建筑立面都差不多给大字报盖满了。现在这栋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块纪念碑，很干净，很安静，很可爱，但是很超现实。赋予建筑生命的是那些使用建筑的人，如果人不在了，仅仅剩下建筑，也就是个遗址了。望着它，有几分亲近，有几分熟识，却又恍若隔世。

我在这里爬上爬下的时候，是1966年的夏天。记得那个夏天特别闷热，阳光灿烂得有点惨烈，烧得武汉地面的苍生沸腾。天蓝云白，江里水大，翻着红色的浪。“文化大革命”从5月底开始爆发，到了10月，学校都停课了，工厂也开始受到影响，马路上的公共汽车虽然还能够维持班次在开，但经常是游行队伍一来，交通就中断。如果要去什么地方，除了可以坐轮渡过江之外，恐怕最可靠的就是两条腿走路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个非常彻底的“逍遥派”，因为革命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对革命没有憧憬，而是革命不欢迎我参与，因此也就一心画画，完全不介入红卫兵运动了。

“文革”应该是从5.16算起的，到6月份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帖满了学校。我却从乱中溜了出来，和另外一位姓余的同学从7月份开始就在武昌的铁路系统画画。那时学校不上课，同学们或者忙着写大字报、或者跑到湖北大学去串连；老师们不是给学生拘禁在“牛棚”里受苦，就是在学校里集中“学习”中央文革小组的新精神，没人管我们。我们学校位于武昌徐家棚，那里有个武昌北站。最开始是北站派了两个工人来我们学校找“会画画”的学生，去帮忙去画一个有关铁路系统进行文革的展览。我和小余在学校里画画还有点名气，余胖，我瘦，凑在一起，好像莱路、哈蒂一样，全校都管我们叫“胖子”“瘦子”。这样我们就去北站上班了，每天在北站旁边一个类似小仓库的地方画展览要用的插图。这个展览也很有点意思，最初策划的时候是1966年春节以后，当时还叫做“四清展览”，不料上半年政治风云瞬息万变，还没有筹备好，政治调调就改了，从“四清”变成了“文革”，时间很赶，这样才叫我们去，在大白纸上用墨汁画连环画。当时《解放军报》的美术编辑董辰生，用黑墨干笔擦的作画方法对我影响很深，我就学着先把姿势很夸张的工农兵草稿勾好，再用很干的墨笔擦出来，挺快，效果也好。可是，刚刚画了党和国家的主席毛和刘，消息传来，刘被打倒了；才画了省委领导王任重，又说王任重也打倒了。不但要改画，连故事内容也得改，来来去去，没完没了。我们两个是和铁路美术组的两个美工一起画画的，画到最后他们说：干脆停下来等等吧，也不知道以后会闹成什么样子。于是，我们两个每天早上还是去北站，不过只是在那里耗时间，晚上再走路从徐家棚北站回学校宿舍去睡觉。

7月份，汉口火车站打电话过来武昌北站谈美工的问题，大智门火车站需要紧急装一张8米高的毛主席胸像，但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姓杜的专职美工，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需要写好多标语，车站内外整天都要换，他忙不过来，需要支援，不知怎么打听到徐家棚站这边的美工室有两个“学生伢”画得很好，因此汉口站那边就说：让他们过来吧！我们得知后，正准备收拾画具过去，武昌站的美工告诉我们：汉口那边是大车站，有专职美工，不像他们都是兼职的，因此汉口那边的美术材料多得多，什么都不用带过去。于是，我和小余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就从徐家棚坐轮渡，在汉口滨江路抗洪纪念碑那里上了岸，顺着去车站路，两手空空的一路走到了汉口车站。

我们学校在徐家棚，那里是乡下和棚户区，而大智门这边非常热闹，是汉口的繁华之地，我们两个完全是从乡下进城的感觉。车站路很长，是抗战后，市政府把原来跨越几个租界的路连起来合称的路名。这条路西北起大智门火车站，东南连接沿江大道，横穿友益街、中山大道、岳飞街、胜利街、洞庭街，全长750米，但不算太宽，大约就是10-15米左右。车站路西北与天声街和大智路左右为邻，东南与蔡锷路和洞庭小路对应。记得在1966年，这条街两旁都是小商店、小旅店和饭馆，虽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因为开始不久，还未到最坏的时期，大部分店的生意自然有点影响，但还远没有到1967年、68年那样全国都停顿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路走去，也依然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站前有好多人在卸货、装货、打包、车运的。

汉口大智门车站是我小时候去北京时上车的地方，后来也陆续去过几次。解放前叫做大智门火车站，解放后改为汉口火车站，这座中国第一条长距离准轨铁路的大型车站，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尚存的重要历史见证。我祖父的哥哥王仁康，生于光绪十五年，曾经在日本留学读铁路工程，辛亥革命后担任过从广州到武汉的“粤汉铁路局”局长，小时候曾经对我描述过这座车站有多么壮观。车站位于车站路终端，从中山大道上就可以远远的望见，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建筑，但是新古典风格味道很浓，色彩也很突出，加上处在两条放射形道路的交点，因此很令人瞩目。

大智门火车站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枢纽火车站之一了，是在1903年底建成的，历时3年建完并且投入营运。火车站的的建成，使得武汉可以直通北京和华北地区，也带动了原本地处荒僻的大智门一带的经济发展。以车站路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建起了工厂、仓库、搬运站，形成一个商店、副食店、餐馆林立，居民众多的闹市区。尤其是1918年以后，随着叶凤池，北洋军阀寇英杰、程汉卿，湖北省长何佩瑢，买办刘子敬等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在车站路附近填土建屋、置办产业，使车站路一带越发红火起来。这条垂直于火车站的车站路一时间人来人往，一派繁盛景象。1950年代，我爸爸有时候还带我们兄弟两个来这里看车站建筑、看火车，也在路旁边的小餐馆吃顿饭，记忆中的火车站好不热闹！我接受任务到这里画画的时候，也还是非常热闹的。

大智门车站这个地段，原来是租界内的，车站归车站，车站旁边的车站路，基本都属于租界范围。1896年－1943年间，这条路大部为法租界区域，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兵营及许多重要洋行、俱乐部均设于此。在租界时期，车站路分为三段，各有不同的名称：原汉口火车站至友益街一段称玛领事街（玛领事即玛玺理，1900年－1904年任法国驻汉口领事）；今中山大道至洞庭街一段称大法总理克勒满沙街（克勒满沙在1919年巴黎和会时任法国总理，现在翻译为克里门梭）；今洞庭街至沿江大道一段称邦克街，为法、俄两租界的“界限街”。1918年，邦克街又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名字命名变成威尔逊路。直到 1946年抗战胜利后，法租界才被收回。因此地紧靠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中国政府随即将上述3段道路合并称为车站路。

我们走到车站门口，看见有好多人在候车，汉口车站主楼是那个有四座塔楼的候车大厅，旁边两侧有后来加建的候车室。车站不大，十分拥挤，不少车站的办公机构也都在附近的楼里面，其中美工组在车站路左边一栋小建筑的顶楼。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爬上去找到了老杜，他当时大概三十出头，印象中应该是河南或者山东人，穿件褪色的蓝色的工作服，上面有好多油漆斑点。老杜和另外一位从汉口循礼门车站调过来的姓肖的美工当时正在车站右边写一块很大的标语牌，内容好像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他们很热情，说“我们去看看车站吧”。于是放下手里的笔，点着烟，带我们两个人出来车站门口的广场看看那栋建筑。

我们当时年纪小，感觉车站建筑非常宏大，2009年我因为项目工作，又去大智门车站走走，感觉建筑物远远没有我原来印象中那么大了。但是建筑设计的精美，则是肯定的。我后来也去过一些欧洲城市，精美程度达到大智门车站这样水准的车站建筑，并不很多。

说起这座车站的建造构思，恐怕还要上溯到张之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邀约直隶总督王文韶，联名向朝廷呈递了一份设立朝廷“铁路总公司”的折子，内容就包括在汉口大智门附近建一座火车站的方案。张之洞所奏，上头照准。于是，张之洞公开招标，最终，一广帮建筑商胜出中标。经过几年精心施工，汉口最早的火车站，就鹤立在大智门了，这就是大智门火车站。

大智门火车站是由比利时贷款兴建，法国工程师设计的。按照西方铁路车站的设施设置，在建筑外观造型上，体现了西式新古典的风格，建筑平面呈横亚字形，中部突出，四角各建有高20米的塔堡，堡顶为铁铸，呈流线方锥形。墙面、窗、檐等部位以线条和几何图形雕塑装饰。屋顶有五个屋面，正中部高，中部两侧稍低，两端稍高，屋面均不出檐，檐周修有栏杆式女儿墙。主出入口系由并列的三洞六扇门组成，设于大厅正中。室内正中为一层候车大厅，坐西朝东，空间高10米，两端为二层。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楼上办公，楼下售票、候车。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是京汉铁路的南端终点站，20世纪初，它诞生时曾是亚洲首屈一指最现代化和最壮观的火车站，被视为京汉铁路全线最耀眼的亮点。车站建成，火车开通，汉口的面貌也跟着改观，《夏口县志》记载，“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

铁路一通，商贾云集，车站位于市内，火车就穿越市区到这里停靠，因此可以想像车站的周边有多旺了。随便翻开当年的记载看看，都说这里是繁华之地。《汉口小志》名胜类中说火车站前的景象是：“繁盛极矣，南北要道，水陆通衢，每届火车停开时候，百货骈臻，万商云集。下等劳动家藉挑抬营生者，咸麇集于此。”

如果说汉口的基本发展形态，应该知道这个城市是因水约束而形成的：最早的城市是在汉水和长江交界部分，是旧城，完全沿江而建。租界这一带早期完全是江边的滩涂地，靠江，背湖泊，到张之洞建造了围绕汉口外围的张公堤之后，汉口有所发展，直到租界划定，在长江边修建堤防，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按照方格布局方式，建造城市，才形成了进代的汉口租界区的城市，而租界之外则建造散漫。铁路开通之后，在租界和铁路之间就形成新市区了。我小时候听汉口的人说汉口，还是喜欢说“铁路内”和“铁路外”，如果是“铁路外”，出了大智门、循礼门，也就是郊外了。可想当时汉口并不很大。

我们跟着老杜看车站建筑，也听他给我们两个指指点点的讲车站建筑的一些故事，记得他特别提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清朝的官员是从这里爬上火车逃走的。

在大智门车站立面画一张大毛主席像，是当时铁路“革委会”的紧急要求。那个年代，能画大幅毛主席像的人不多，加上美术学院的老师很多都被隔离斗争，也无法来画，因此大凡我们这类有一定能力的，机关单位都会请去帮忙。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老杜他们两位都是专业美工，应该是他们上去画的，但是我估计他们当时有一些顾忌，因为毛主席画不好，是要出政治大问题的。找我们画，首先我们是“革命小将”、“红卫兵”（红卫兵在6、7月的时期，还是那些“红五类”子弟的专属，但到9月份之后就谁都可以给自己挂袖章了），算是属于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先锋，何况又不是本单位的人，因而即便画得不象，出错了，我们的这种身份也比较保险，改改就是了，不会给单位的人随便上纲上线地拎去批判。这种特殊的态势，也就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时间很紧急，因此我们四个人：老杜、小肖、小余和我，就站在大智门车站门下，商量方法。第一个是手脚架的搭法，要算好一个人站在上面的工作距离，最后决定将八米高的肖像挂在车站入口的天棚上部，做三层手脚架，余家祺站在最上一层，画毛主席眼睛以上的部分，第二层在毛的下巴附近，我负责画从眼睛以下到下巴的部分，最下面一层是领口、脖子、衣服，老杜来画。背景色统一刷。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流行的毛泽东肖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部稍微侧一点点，可以看见毛的左耳，我们叫做“一个耳朵”；另外一种是稍微晚一点的，是完全正面的肖像，可以看见两边的耳朵，叫做“两个耳朵”。这两张画估计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门画毛泽东肖像的张正仕老师画的。我们选择了一下，还是觉得“一个耳朵”的好看，就定了这张。接下来，几个人一起去公务班，把手脚架的事情安排下去了。当时铁路还完全没有受到冲击，因此做事很有效率，两、三天内就把手脚架搭起来了。用钢管搭建，手脚架上铺着木板，可以走动，从侧面用竹梯子爬上去工作。

那张大肖像画是画在用镀锌板拼成的大平面上，底色是白色的油漆，画外圈有金色的大画框环绕。虽然在来大智门车站前，我在学校、在徐家棚车站都画过毛泽东像，高度大概在3、4米左右，但是往往是全身像，因此头部的尺寸不大，比较容易掌握，而现在面对的这一张则是一个八米高的大肖像，并且是三个人分段在画，因此怕不准确。首先在整张画面打上放大用的格子，同时在毛的印刷品肖像上也打上格子，对着格子一个个放上去，用木炭笔起好轮廓，这样基本形就准了。我们用的油画颜色，毛泽东肖像的额头部分色彩比较淡，脸部色彩比较红润，下巴部分色彩偏土黄，因此我们三个人协调了一下，用搪瓷大脸盆调了三盆颜色，另外在手边放一个调色板，从脸盆里用基本色，再在调色板上添加一点点具体变化的色彩，这样既保持了整张画面色调的一致，也有局部的变化。

画那张大像，我们花了大概四天的样子，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情。每天要从车站侧面的手脚架爬上去，落脚的跳板只有尺把宽，无法退步看看效果的。因此画一下，要爬下来，站在车站路门口边退边看。像大，差不多退到二十多米以外，才看得出整体得效果来。看到有不合适的地方，又匆匆忙忙地从手脚架爬上去修改，一天无数遍的上上下下。各人画完了自己的一部分之后，三个人下来一起看，再调整。等到差不多了，让工人把手脚架拆去，再看。发现还有瑕疵，就用长梯子靠在上面修改，反反复复，总算完工。铁路革命委员会的人来看了，说不错，也就大功告成了。

这张画连续画了好几天，因为手脚架搭在车站建筑正面，给了机会让我爬到旁边的塔楼上看看，估计我属于极少数有机会爬上那里的人之一了吧。这次我重回武汉，去大智门车站看看，那个车站已经搬迁了，车站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了下来，因为车站不再，周边的商业也就颓败下去了。车站建筑两旁原来属于车站的附属建筑都拆得干干净净的，只剩下车站很突兀的杵在那里，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站着车站正门的街头上，想起42年前我在这里上上下下爬着画画的情况，特别是当时爬到塔楼上张望的情况，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呢！

提起那张大画，倒勾起当时一件让我很伤心的事情来了——我父亲在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湖北艺术学院）教交响乐配器法，是作曲方面的专家。他小时候一直吹奏单簧管（黑管），因了在学校军乐队吹了好几年的经验，他对大部分管乐器都熟悉，很多乐器都能够吹奏。不过他在音乐学院教作曲，这方面的才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就受到冲击，挨批、挨斗、甚至挨打，受了很多的折磨。1966年夏天，我在在大智门火车站画毛主席像，回家就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觉得无论自己怎样，儿子是出息的。但是说：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大智门车站看看你的画了。他当时给关押在音乐学院的变相集中营——俗称“牛棚”里面，除了规定时间里可以回一下家，是不能自由行动的。殊不知机会却从天而降：当时在汉口的武汉剧院演出“样板戏”，是军乐队在伴奏。有一阵，乐队那位吹大号（tuba）的人出差了，乐队缺了一个大号演奏员，那时能吹大号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决定让爸爸去顶缺。结果每天晚上把父亲从“牛棚”拉出来，套上黄绿色的军装，带个红袖章，和其他人一起坐大卡车从武昌过长江大桥去演出。因为他是个“牛鬼蛇神”，一路上没有人敢和他讲话。到了剧院之后，也就孤孤单单地坐在大号的那个位置，一晚上吹上几声，其他时间就枯坐在台上。因为大号太重了，演出结束之后也就放在剧院里，他脖子上吊个大号的号咀回家，那几个星期，晚上11点钟，他准时回家，脖子上吊个大号的号咀，回家就要脱军装，喝口水，再回“牛棚”睡觉。他是个精神上很独立的人，受过很多折磨，能够应对，有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眼睛放光，很高兴的跟我说：今天车过汉口大智门车站那一刹，我看见你画的那张大幅毛主席像了，画得很好。他鼓励我坚持锻炼下去，相信一定会有出息的。自己儿子画的画，只能远远地从卡车上看一眼，还不能告诉其他的人，这段经历，想起来都让人心里流泪。

我很庆幸大智门车站这座古老的建筑物没有给拆掉，给我们保留下一个百年的记忆，也给我保留了文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