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因其浮躁庸俗急功近利，不像学术的圣地反而成了官场的大染缸，故而饱受世人的指责。大学改革遂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来从深圳方面传来了一个颇能振奋人心的消息。
深圳市现在正在加紧筹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的定位很高，要办成高等教育的试验田，将改掉目前高校行政主导的局面，在未来真正实现学者治校，教授治校。既然是试验田，其校长的筛选就和以往不一样，不是通过上级任命的方式，“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而是通过一种猎头公司在全球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最后，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从最初的200多人的全球名单中脱颖而出，在最后的5人名单遴选时，被16位专家委员全票通过。（2009年9月17央视《新闻1+1》）
朱清时先生能从200多人中胜出，让我这个一贯对朱先生崇敬的人很是高兴。但高兴之余，不禁担心起来，朱先生能种好这份“试验田”吗？我不是怀疑先生的能力和胆识。先生主持中国科技大学十年，不扩招，不大兴土木，在大学“大跃进”的虐潮中没有盲目跟风，而是耐得住寂寞，秉承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原则，才使得大学精神在现代中国没有丧失殆尽，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微弱的希望。这是朱先生过去的辉煌，尽管如此，先生若想种好这份大学的“试验田”，其艰险程度不啻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先说朱先生的第一个理想，“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这是先生当选校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现在的大学根本不像一个大学，而是一个官场的复制品，里面衙门林立，等级森严，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教授们价值与尊严的标尺，所以才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个处长的壮观景象。对此，朱先生是深有体会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以前的中科大是官办的大学，朱先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现在南方科技大学选择了朱先生，先生自然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去官化、去行政化”就成了先生革除弊政的第一大手笔。其设想是，南方科技大学本身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自然，其中的行政人员也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本来的定位，就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
朱先生改革的勇气令人钦佩，其设想也近乎完美，但实行起来，难度将挺大。即使朱先生他这个校长不在乎那个行政级别，但他手下的那些行政人员也能对这个行政级别无动于衷吗？毕竟南方科技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它大学都还是官老爷一手遮天的时代，惟独南方科大的行政人员成了“服务员”，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在这种情形下，南方科大能否招到优质“服务员”，即便招到了，能不能全心全意为教授服务，就成了我这个局外人所担心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个“服务员”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敢小瞧这些“服务员”，他们同样是一所大学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服务的好坏，是会关系到南方科大这份试验田的收成的。
还有一个我最担心的，南方科大虽然是一份全新的试验田，但它终归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办学经费更是由深圳市全额拨付。虽然现在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将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南方科大就能依法办学，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直接和学校打交道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这种做法从理论上看无疑是非常完美的，但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府朝令夕改的事情太多了，不要说深圳特区的法律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又能怎么样呢？教育投入在九年前就应该达到4%，这可是写入教育法的，但到现在实现了吗？老百姓除了义愤填膺地发点牢骚骂骂娘外，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本届深圳市委市政府能依法办南方科大，谁能保证以后的市委市政府也能依法办下去呢？如果官员们当真来点行政干预的话，朱先生就得赤膊上阵拼死抵抗了，这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朱先生的后继者们也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去官化、去行政化”这一理想实行下去呢？
另外就是教育部包括地方教育当局，他们可是各级教育的指挥部啊！当年一个本科教学评估，逼得中国多少大学摧眉折腰事权贵，弄虚作假迎评估。如今你南方科大竟然敢不听指挥，虽然明着不能批评你，但只要给你几双小鞋穿，肯定够你受的。
我这样说并不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看惯了太多的前车之辙。只要“官本位”者们一朝大权在握，一些仁人志士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是非常难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几年成立的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的顾问中有10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所成立时，中国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委托顾问们在国际上招聘所长，最后找到了王晓东，一位出色的生物学家，2004年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美国院士。可是，研究所成立将近一年，王晓东的工作仍很难展开，连基本的法人资格也没有给他。他要找得力的行政副所长，可是国内有关部门的人自己想做，以致到现在也没有任命副所长。原先答应给的人权、财权和长期支持都没有到位。（《文汇报》2004年5 月6 日）以王晓东这样一个被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看好的生物学家，想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做点事，一旦遇到了“官本位”者的虚与委蛇，除了仰天长叹就只能浪费大好时光了。
至于朱先生的另一个理想——教授治校，我以为也是很难施行的。尽管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里规定“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由教授来担任”，这样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让教授们能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这一设计没问题，我所担心的是，就算让教授来治校了，教授能当得起此重任吗？要知道，现在的教授在官本位的大学染缸里浸染久了，加上人情风和腐败风的熏陶，早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成了人精和老油子，世故得很，故而才被人们称为“叫兽”。如今要让他们秉承原则和责任，来治理学校，能治理成什么样子，不能不让人怀疑啊！须知，现在大学里的各路达官显宦，不少是由教授摇身一变过来的，但他们一阔脸就变，官模官样装得有滋有味，学校治理得却是江河日下，委实让人不敢恭维。南方科技大学治校的教授们一旦有了权力，会不会当成中国特色的官权来行使呢？
其实，中国大学的“官化、行政化”趋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形成的，民国时代的大学很少有这种丑陋的东西，相反，那个时候“教授治校”才是光荣的传统，老北大、老清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是凭借这一大学精神，才取得今天大学无法望其项背的辉煌成绩。可惜，这一大学精神在解放以后被活生生地斩断了。如今，要找回这逝去的精神，还得朱清时老先生煞费苦心地去种南方科大这块“试验田”，然而，世易时移，在这个官本位已经深入人心，一切都唯官员马首是瞻的社会中，要想种好这块“试验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朱清时老先生毕竟已经孤独地走上了这光荣的探索之路，不管未来的前途怎样，为了使老人家不至于太孤独，凡是对中国教育怀抱一腔热忱的人们，都应该为老先生加油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