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柳斋——葛筱强的“精神后厨”
张阿泉
吉林作家葛筱强君的随笔散札集《梦柳斋集》将要由台湾秀威书局出版，他在去年十一月来函嘱我写一篇文章滥竽序言，我延宕至今年二月才开始着手阅读该书电子文本并断续动笔试写。延宕的原因，一是年尾岁初是新闻人最忙碌的时段，需要当机立断四处奔波，无暇坐下来安静无扰地读写；二是我对写序之难感触甚深，其为文角度与分寸最不易把握，所以几乎视为畏途，总要思考斟酌很长时间方能着墨（哪怕是完成一篇很短的序言也是如此）。记得我为山东作家徐明祥君所著《潜庐藏书纪事》一书写的序言《书话散文的一种“杂草丛生”的写法》，就整整拖了一年才交差，真佩服徐明祥君等待不弃的耐心。其实我何尝不想“倚马可待”，为好兄弟的大著振臂一呼一壮声色，但多少序言（特别是所谓“名家序言”）也正失败在此类敷衍成篇、权作人情上，终至隔靴搔痒，徒留几句空洞乏味、不负责任的过誉之辞。在漫长的阅读经历中，曾见过无数这样的“八股序言”、“面子序言”、“虎皮序言”，殊为痛恨，轮到自己为同道尽职写序时，也就格外警惕，生怕一不留神堕入庸常一途，亵渎了序言这种本来具有很深“心灵科研”性质的经典文体。
在拙著《慢慢读，欣赏啊》一书中，我把曾散缀于书前书后的七篇序跋文字编成一辑，取名《序跋是正文的后厨》（出版家贺雄飞君对这一辑的题目颇为认同）。我的意思是，既曰“后厨”，当然与端庄的“正宴”有明显不同，应该“转到厅堂后面看看”，让人有幸领略与观察到一些凌乱的、半成品的、油盐酱醋杂陈的、烘烤炖煮热气腾腾的、油烟味扑鼻的真实景象，这是一种更重要的“回到现场”，也是序跋文字往往飞鸿踏雪、独具魅力的关键之处。
按照“序跋是正文的后厨”这个句式，我们还可演绎出“日记是行为的后厨”、“旧书摊是书香随笔的后厨”、“睡衣是西装的后厨”、“床是爱情的后厨”、“夜晚是白天的后厨”、“海洋是冰山的后厨”等等一系列相似命题。
但凡“后厨”，都极富“人间烟火气息”，有着更大的揭秘、直播、原生、本性、松散、写实、消解、还原等性质。
我的这个“后厨体会”，与龚明德教授的“后花园体会”（在给山东作家自牧所做序言《书——自牧的天地》中，龚先生说“……我们这些仅仅可以读书写字的人能够做的只有永远安安静静地坐在台静农、董桥们常呆的那座后花园里，在轻松的气氛中品茶、喝酒、闲聊，同时也翻阅发黄的版本、谈论未了的文事，而后成文成书；至于前厅发生的首饰之争、金银之夺和权势之斗，不是该我们关心的事”），有着同样的精神内含与价值取向，那就是：我们读书人写文章，要力争不说假大空，要勇于表达一己的观点，要坦然揭示生活中的实况（包括“窘况”）。
在二○○七年夏季的一段不短的呼和浩特会晤中，我曾与龚明德教授进行过风雨朝夕恳谈（记得有一次在新华广场长木椅上夜聊，忽暴雨骤至，我们急往房间奔跑，中途龚兄把眼镜甩丢，后遍寻不得），进一步总结出“在当代中国，真相雷人，根本不需要虚构”的“实录法则”，这个法则在我们近年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与匡正作用。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散文随笔是最难以掩藏内心的一种文体，先天具备“自叙”、“自传”、“慵懒而书”、“偶然得之”的元素和基因。最优质的散文随笔，譬如《瓦尔登湖》、《四季随笔》、《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歌德谈话录》、《邓肯自传》、《诺阿，诺阿——芳香的土地》等等，无不遵循伟大的“实录法则”，把个人喜怒哀乐的细节与惊世骇俗的思想赤裸挥洒，这是一种自信与实力的下意识张扬。谨以日本最品牌的两本古典随笔名著为示例：清少纳言《枕草子》凡三百二十四段，其书名之意就是“放在枕下的一些草纸”，表示这些短章是灯下枕畔床头的札记、随想之类，东拉西扯，丝毫不讲究结构与章法，却相当“有意思”（“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位日本女才子的“招牌口头禅”）；吉田兼好《徒然草》凡二百四十三段，更是“无心插柳”而得，据说这位老法师在垂暮之年僵卧病榻、回首往事，只要心有所悟，便抓起笔把零星感想涂于纸片杂贴到墙壁或写在经卷背面，弟子们在他死后将这些互不连贯、长短无拘的“临终遗言”逐一揭下或抄出，遂汇成一卷绝代的“百无聊赖的排忧遣闷录”。《枕草子》和《徒然草》的书名中都带着一个“草”字，很是微妙蕴藉，“草”代表草纸、草书、草稿、草案、草成、草创一类，与随笔散漫即兴、不端架子的特质最为吻合。
“实录法则”对散文随笔的语言表述提出了一个很高要求，那就是“最大限度地贴近事物的本质”，不浮艳、不虚夸、不忽悠，宁拙勿巧、宁瘦勿腴、宁简勿繁。
二○○八年三月，我在北京专访我的本台同事、剧作家冉平，他在访谈中明确提出了一点，即对汉语叙事过于甜腻、繁复和油滑非常不满，而特别欣赏《蒙古秘史》（汉译校勘本）中那种“半通不通”的硬性文字，觉得有笨拙粗糙的质感，与世俗汉文化与汉语拉开了距离，过滤掉了汉语的过度渲染（在长篇历史小说《蒙古往事》后记中，冉平说：“我个人觉得，有关它的写作更像是还原某种东西，我写得特别小心，不用汉语成语，尽量少用形容词，往回退，就像刚开始学习写作那样，所以感到很困难，有时也相当困惑……它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某种能力，最终它将成为它自己，可靠，踏实，有阳谋没有阴谋，有情感不讲义务，天真而智慧，野蛮而高贵。当然，这是我所期望的阅读效果。”）
二○○九年九月，在全国第七届民间读书年会期间，我向每一位与会代表（包括流沙河先生）赠送了这部黄封皮精装竖排老版《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版）。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在成都看望流沙河先生和车辐先生，流沙河先生说他把这本《蒙古秘史》已经通读完，收获很大，觉得语言很奇异，并特地翻到此书第九百三十七页标红处，大声朗读了帖木真母亲诃额仑严厉训骂孩子的一段，盛赞是大手笔（回呼后，我查到了此段文字“……你每如吃胞衣的狗般，又如冲崖子的猛兽般，又如忍不得怒气的狮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儿上冲的海青般，又如噤声吞物的大鱼般，又如咬自羔儿后跟的疯驼般，又如靠风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赶不动儿子将儿子吃了的鸳鸯般，又如不疑二拿物的虎般，又如妄冲物的禽兽般。你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
《蒙古秘史》的汉译语言，属于直译或硬译，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部蒙古史学名著的文化特质，洋溢着野性、原始、草根、口语的力量，它给“过于精巧”、“被国学国粹紧紧捆绑”的汉语叙事方式提供了一种警醒，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草原游牧文化实践的东西多、文献的东西少，其核心思维就是游牧、流动、无疆界、遵循规律、大胆吸纳，用一句最形象的话来概括就是“逐水草而居”。我觉得，如果能把“游牧思维”运用到我们的读书、写作以及学术研究上，一定会打破若干困囿，取得意外效果（关于此论点，我以后将专文探讨）。
前面说了这么多闲话，现在切回序言本题。葛筱强君的这本《梦柳斋集》，大致是他近十年来耕田、执教、搜书、夜读、冥思、行旅、婚恋、访学之馀所写散文随笔的结帙，主要分两辑，前一辑涉及农事、购书、旅行、拜晤、怀人等内容，后一辑则悉数是谈书品人的书话书评文章。概括地说，《梦柳斋集》是比较典型的“书斋型文字”、“书香文字”、“写在书边上的文字”，是葛筱强君的个人心灵史和阅读史，坦诚无欺地“全息实录”了一个敏感悲观、内向寡言、不断进取的东北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或曰“精神后厨”。葛筱强君的“精神后厨”，既是狭义的“梦柳斋”，更是广义的一方黑土地民情风物。一个皎皎书生的所思所想，一定与他自幼生长、跋涉、爱恨交加的脚下泥土息息相关。
葛筱强君是纯粹的书爱家，满怀善良，爱交文友，喜欢通信、写博，尤其擅于向他一心喜爱与追慕的人（譬如海子、苇岸、树才、袁毅、伍立杨、王稼句、龚明德、徐雁、袁滨，也包括我）学习和借鉴——也正缘于此，他的诗歌和文章在构思、立意乃至话语习惯上有时会不自觉带出一些模仿、移植甚至是克隆的影子，这虽是写作的必经之路，但毕竟稚嫩，需要及早克服与过渡，尽快凸显出自己的独立文风（即便是苇岸，其散文作品也像早夭的梁遇春一样，刚刚摆脱模仿阶段，远未臻成熟，只是酝酿出一个春云初卷的好气势）。至于如今颇为流行的书话写作，我在《书话散文的一种“杂草丛生”的写法》文中曾做过主题探讨，我觉得这一文体“功夫在外”、“看似容易实艰辛”，极易陷入“内容摘要”、“以书论书”、“炒冷饭”、“捧吹人场”的广告式浅直。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读书人，没有漫长的淘书甘苦、丰博珍稀的图书库存、书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巅峰状态以及心游万仞、牵念苍生的人文关怀，提笔则未免捉襟露怯。葛筱强君的书话散文，写作时间较晚而起点很高，灵气十足，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还是有些失于清浅。如想成就一家之言，仍须继续俯仰书海、深化思想，扑倒身子再下几番苦功夫。爱书是一种更炽烈的体验人生的狭窄方式，因此书话也是一种“为人生”的艺术，它没有固定格式，会随着人生阶段的持续精进而不断变化、提升。
葛筱强君的语言无疑是相当纯美抒情的，清晰地透逸出诗人本色（他早年醉于写诗并多有诗作发表，曾被北京作家宁肯推为“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只不知这明显不属于统计学概念的“最后一个”，其范围是指通榆县，还是吉林省，抑或是整个中国）。我在旅美诗人程宝林君的散文随笔中，也同样看到了这种特有的、难以抑制的浪漫骑士背景。这种情形，很像从一个美女走路的姿势就能判断出她是否练过芭蕾舞一样。“纯美抒情”没什么不好，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副作用即冉平先生所贬斥的“过于甜腻和精巧”，容易造成对事物实质的装饰、离间和遮蔽，因此冉平先生写作时才“不用汉语成语，尽量少用形容词，往回退”。北京作家止庵一直“反对抒情”，靠拢周作人和废名的“简单”与“涩”，约略也是此意。我与龚明德教授的共识，则是“坚守白描，朴素到底”，用笨办法写字、说话。写作如苦修、如参禅、如悟道，始终是由绚归淡、删繁就简、逼近内核的过程，没有圆满，没有止境。葛筱强君和我们大家都必须时刻“自控抒情”，不放松对语言的洗涤、磨砺。
我的家乡赤峰市虽归属内蒙古，但距黑吉辽三省不远，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辽宁管辖，地貌习俗与东北相近，所以葛筱强君笔下所描述的山川景色，我都相当熟悉，并时时唤醒我童年的记忆，激起我对苍凉风土的无限热爱。作家实在应该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北方的开阔、寒冷、健朗与明净也格外适宜读书、沉思与写作。葛筱强君起于寒微青萍，经过了从山村到县城、再从县城返回山村、最后又从山村重回县城的历练和嬗变，兼得了自然熏陶与文明洗礼，身居通榆而心怀四海，循着生活、读书与新知的小径一路蜿蜒走来，完成了一个“野生人才”的孤独成长。这既是“个案”，也是所有有志于“依靠自身勤奋与智慧获得自尊与安宁”的民间读书人的“通例”。
葛筱强君的书斋取名“梦柳斋”，我觉得殊为亲切。在北方各树种中，柳树是最风神灵秀、惹人乡愁的一种。我以前做工的赤峰电视台，楼前摇曳着十馀棵高大的垂柳，枝桠婆娑，成为我劳作后凭窗眺望的阴翳风景。赤峰市原称“昭乌达盟”，“昭乌达”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恰是“一百棵柳树生长的地方”。而整个东北大地，到处都有柳树的广植与繁茂。在此，让我与葛筱强君以陶诗相期许，愿我们书窗临树、书斋无恙，永远“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真反镤锄新圃，嫉浊思清度苦年”，把平凡而又高贵的书斋生涯进行到底。
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至二十八日晚间九时断续写毕，时值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窗外鞭炮繁响、灯火明亮，空气中弥漫着北国之春特有的微醺气息，冬天的忧郁在此刻被荡然清空。每一个春天的来临，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