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高投资率对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湖北推出的12万亿投资计划，令海内外感到震惊。有人担心该计划的实施会导致当地投资增长过快，以至于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过高，最终加剧通货膨胀。

如此观点的背景是，本届内阁已推行了7年的宏观调整政策，核心就是限制投资过快增长，理论依据则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因此贡献的资本形成总额，不能在支出法GDP当中占据过高的比例，即过高的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否则，会加剧通胀。

正是出于这一理论认识，决策层不仅要求银行体系一再紧缩货币供给，而且曾采取包括对投资增长较快省份负责人给予党纪处分、甚至行政降级在内的非市场化手段，对地方投资增长加以更加严格的约束。

看得出来，本届内阁是将上述理论视为“科学”，进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予以贯彻执行。

那么，高投资率必然导致高通胀的观点，真的可以被顶礼膜拜为科学吗？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一观点源自美国的保守派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因高投资率促进的总需求增长，并不会增加产出，只能推动物价上涨。

很遗憾，连美国的经济数据也不支持这一观点。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美国1990年的投资率仅为17.7％，但当年CPI增幅高达5.4％。此后，虽然到2000年投资率提升到20.5％，并在2001年开始执行低利率政策以刺激投资增长，但是，2001年的CPI增幅却下降到2.8％。到2005年，投资率回落至19.3％，可CPI增幅却升至3.3％。这表明，投资率变化与通胀无必然联系。

进一步说，与美国保守派经济学观点完全相反，投资率的增减变化总是与GDP增长率相伴，即高投资率成就高增长率，低投资率造就低增长率。世行数据表明，所有经济低速增长的经济体，投资率均处在低下水平，发达经济体大致为20％，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经济体则不到20％。与此相反，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投资率都处在较高水平，如东亚经济体普遍在38％左右，中国则超过40％。

就单一经济体来说，日本在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曾接近50％，在进入低速增长以至零增长之后，1990年降至33％，2000年再降至23％。

为什么高投资率可以成就高增长率呢？很简单，提高投资率，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进而在相同就业率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其中的道理，与企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可以提高生产率以及边际利润率的道理无异。

这使我联想到两会期间，有位代表用自创的“流量法”来质疑GDP被隐瞒，受到内阁行政官员的奚落。的确，作为财富增加值的GDP，岂能用经济流量来统计呢？

我想说的是，内阁行政团队自身对GDP的理解，其实同样极不到位，甚至是非常错误的。糟糕的是，错误的理论只能导致错误的实践，以及用来证明错误实践的错误结果。其中，限制投资最严重的错误结果，便是在就业压力巨大的同时加剧国民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

历史教训表明，以加剧贫富分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虽然看上去颇为繁荣，但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也是西汉在文景之治后不久便衰落的重要原因，以及王莽不惜篡政来推进改革并试图缓解贫富分化的历史原因。

我丝毫不怀疑湖北将要实施的12万亿投资计划，可加快当地经济增长，并在扩大就业与相应加快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前提下，有效遏制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