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运》篇记载着这么一个典故。说是：孔子西去卫国游历，颜渊问师金说：“您认为先生此行会怎么样呢？”师金说：“可惜呀！您的老师将困穷不通！”颜渊说：“为什么呢？”师金说：“刍狗在未陈列之前，用竹箱子装起来，用绣有文饰的盖巾覆盖着，尸祝斋戒之后将其送上祭坛。等到陈列完之后，被丢弃，走路的人践踏它的头与脊背，打柴的人拣了去当柴烧而已。如果有人又把它取回来，用竹箱装起，用绣有文饰的盖中覆盖，漫游归来还要睡在它的下首，这样的人即使不作恶梦，也一定屡次为梦魇困扰。现在您的老师也取回来先王陈列过的刍狗，聚集弟子们漫游归来睡在它下首。所以在宋国受到伐树之辱，在卫国被拒绝入境，在宋国与东周遭到困穷，这些不就是恶梦吗？被乱兵围困在陈蔡之间，七天吃不到熟食，已临近死亡边缘；这不就是梦魇吗？在水上通行莫如用舟船，而在陆上通行莫如用车子。以舟船可通行于水上，而要求在陆上推行它，则一辈子也不能行走丈八尺远。古代与今天的差别不就象水上和陆上吗？周鲁治道之区别不就象舟船与车子吗？现今希求推行周道于鲁国，这就如同推舟于陆上啊！劳而无功，自身还必有灾祸。他还不懂得没有固定方向的传车，才能应接一切，诸方皆通而不滞碍。况且您难道没见过用桔槔汲水的人吗？用手去拉它就落下来，松开手它就仰起去。桔槔是由人牵引的，不是牵引人的，所以一起一落都不得罪人。所以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不贵其相同，而贵其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故而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就好比是山植、梨、桔和抽等水果，它们味道不同而都能合乎人的口味。所以作为礼义法度，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变化。现在如果把猴子抓来给它穿上周公时代的服饰，它一定会将其咬破撕碎，完全脱去而后才满足。观察古与今之不同，就象猿猴与周公之相异一样。西施有心口痛的毛病，常在邻里们面前皱起眉头，邻里中一位相貌丑陋女人看了觉得很美，回去也模仿西施，双手抚着胸口对邻里人皱起眉头。其邻里之富人看见了，紧闭屋门不肯出来；穷人看见了，带着妻子儿女跑开。这个只知皱眉很美，却不知皱眉之所以美。可惜呀，您的老师将遭受困穷啊！”

　　这个典故借“师金”之口，预言“孔子将遭遇困厄”一事。庄子认为，礼义法度必须顺应时代，胶滞不变之礼法正如受人践踏的刍狗，不再有利用的价值。孔子未能应时而变，是以其道不行于天下，最后只得落得劳而无功、身必有殃的下场。在此，孔子俨然成为食古不化、拘泥礼法的代表，这个记载正反映出道家对儒家礼法之僵滞化、形式化的批评。孔子周游列国，正是为了将其主张推行于世。然而，礼法制度要能切合世用，就不能不考虑当代的环境与需求。就道家立场而言，儒家试图推古法于当代的作法恐有僵滞泥古、箝制人心的危险。“礼”应该要因时制宜、因地不同，不可拘泥形式。此种“应时而变”的主张，正是黄老道家的特色。在黄老道家看来，在文化快速累进的战国时期，观察客观时势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任何一套既定的礼法规则，都不再适用于瞬息万变的战国社会。因此，客观的观察取代了主观的判断，看似柔性的因循取代了强势的操控；能够应物才能穷，顺应时势、因循物性，才能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