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eory
管理理论的形成，已经将近百年历史了。其所以演变而成为专门的科学，乃是随着人数的需要而成。若就其演化的过程而言，虽然将近百十年的历史，却变化万千，各种学说之出现，直如雨后春笋，不一而足，简言之，约可分为五大阶段。
（一）、“科学管理”之说：在20世纪初，泰勒（F. W. Taylor）
首倡此说，认为人是生而懒惰、自私、逃避工作，而专心于物资所得、追求的动物，惟有改善其工作环境，提高薪酬，以提高其工作情绪，方可提高其工作效率，也就是指接受史密斯“经纪人”的影响，而间接接受“性恶”的假定，其学说曾风行一时，但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下，在组织（尤其是盈利和生产机构）中，显然将组织成员分为两群利益相冲突的人，那就是僱主和僱员，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前者且须对后者予以严格的监督（supervision）,此说竟成为风行一时的泰罗主义（Taylorism），而领导的方式自亦成为“独裁式”（autocratic leadership）的鼻祖。考其目的，无非在提高工作效率，借以增加生产力，然兴志愈积极，则两群利益相冲突的人的冲突也愈大，不但工作效率反而降低，更由于团体合作精神之不复存在，久之，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消沉，而生产力亦随之下降，所以泰罗主义乃为人所唾弃。
（二）、福利政策：泰罗主义即已失败，继之而起者，乃是受社会学所影响而成的福利政策。认为人类的幸福，以生物或生理的幸福为基干，冀以经济报酬之增加，以提高工作的情绪，还是没有摆脱“经济人”的假定，所以想尽各种办法，欲以经济福利制提高，以换取工作人员的忠诚献身。迄至1960 年，在美国，各机构雇用人员每百元收入中，福利补助即占25%。若仅从生物需要的观点眼，诚如孟子所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人并非如此简单，钱只是人类需要的必要条件，而非是充分条件。试思弗朗西斯（Clarence Francis）之言曰：“尽管你有钱，你可以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令其依时出现于规定之时、址，你也可以买到其肉体行动上的某种机能，但你买不到他的热忱和创造力，更买不到他的决心、忠诚和灵魂。”
诚如诸葛武侯所言：“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陈寿《三国志·武侯传·裴注》）。”
人类的欲望，既属无穷，纵然月月给奖，岁岁加薪，亦终难填
其谿（同‘溪’）壑之慾。久之，不但将福利付给视为当然，而且予之益多，则求之愈切，一反组织所预期之效果，致使领导者瞠（音：‘称’，直看，瞪着眼：瞠目相视。瞠乎其后-喩赶不上。）然驚愕，几乎使人手足无所措，遂不得不改弦更张。
（三）、人群关系学说：所谓管理，从根本言，乃是“人”的行政，而非“物”的管理。威尔森（J. W. Wilson）云：“对任何一个问题，只要你能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你会驚愕地发现，其关键莫不牵涉到人的因素。”
一谈到人，大家总觉到“难”，庄子云：“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环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针（《庄子·列御寇》）。”
诚然，人类行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而难以一个固定的模型测知之，虽然社会物理学者们，正在努力去探究，欲以行星在其轨道流转之方式度之，恐难收大功。西方人研讨这一个问题，颇费功力，也曾制定了不少测度的方法和标准，然而，终于收效不大。考其因，由于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实验主义（pragmatism）的桎梏（音：‘至故’，脚镣和手铐，喻束缚人或事物的东西。）总将人看得太简单。若鲍叔与管仲为知友，李斯与韩非位同窗，七情类似，但鲍叔虚己以荐管仲，李斯却以嫉妒疑忌而杀韩非。受遗補政后的诸葛亮，四行仓库的顾俊，若究功利主义的立场，则早已作“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投降者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冯道拿他的歴史曾为“五朝八性”当官为“长乐”，“张巡”则以“男八男儿死耳”为大快，全都可以同日而语！
人群关系学派最大的贡献，乃是拿人当人看，而不再把人看成是木石行星；视人乃是为其目的而奋斗者，而不再视之为达成组织目标的工具。盖可以拿两个权威来说：一位是麦克葛瑞格（Douglas McGregor）的“Theory Y”和戴维斯（Keith Davis）的支持学说。其共同的特点，乃是认人为“性善”。也就是说，人是生而善良的、合作的与人互动的，几近于儒家哲学的边缘，所以极力倡导民主式的领导。
（四）、行为科学：自霍桑（Hawthone experiment）实验始，人们乃开始从人群关系的种种复杂行为中去从事探讨，约自1920年开始，已广泛地综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病态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等各家学说，予以进一步研究，从组织及个人目标作广泛的观察和探究。这一集合性的科学，约可以称之为：
“行为科学”。
“所谓行为科学，乃是有关人类行为成系统的知识，其研讨的目标为（1）人类行为与其整个环境之关系，（2）何以人类行为如此？”
也可以说是行为科学乃是人群关系之扩张，而一致认为人类行为与其所处的环境，有极密切的函数关系，人既非“其所食者”，亦非生而恶劣，不合作、敌视和懒怠，而为以环境为转移，也就是“人生为一张白纸”的假定，更趋于有力化和明显化，遂产生1950年以来的“情境领导学说（Situational Theory of Leadership）”, 而认为领导行为是多元的。其元素的数量既多，而且与一个领袖的人格、工作的内容、态度、需要、对部属的要求、以及其工作的环境相关联，也就是说，从行为科学的研究中，不但承认人性的可移，更承认环境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正如荀子所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巨夏而夏，是非天性也（《荀子·儒效》）。”
和告子所云：“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Man’s nature is like water whirling round in a corner. Open a passage for it to the east, and it will flow to the east; open a passage for it to the west, and it will flow to the west. Man’s nature is indifferent to good and evil, just as the water is indifferent to the east and west.）（《孟子·告子上》）。”
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西方人似乎方才开始发现了“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也就是孔子所云的“性相近，习相远也（By nature men are nearly alike; by practice they get to wise apart.）（《论语·阳货》）”的真理，迄今他们还正在那里兜圈子。
（五）、意念领导：另一个可喜的现象，乃是由于岁月迅速的流转和环境的激烈变迁，乃产生了意念领导（或哲学领导）之说，非但承认人性之“性善”，而且将儒家的“垂拱正南面而天下治”的理想，和柏拉图哲学领导的意念，列为第一，那么“人”自然会被以“人”视之了。这一学说虽始在萌芽，然却极具重要性，也许会成为混乱世局中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