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货币变动效果黯然无声

       上述2005年—2008年的数据使事物的另一面得以凸显。人民币价值提升21%的同时，进口值上升了38.7%；这表明，人民币价值变动后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量上升了15%左右。 高价格伴以高需求同时出现，这看上去有违需求规律。

中国出口商一定是降低了其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价格以维系出口价格的稳定。如此反应或许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减少，尤其对那些元器件和原材料依赖于进口的企业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其中大概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系属“中国附加值”（加工）产品；另外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是其他国家的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运作费用。中国的加工作业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制造和组装生产；因此，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最终价值首先是被进口到中国。

人民币增值不仅提升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使基于中国的生产商或组装加工商更具有竞争力；因为进口原料及配件成本下降。这种成本下降可以更低的出口产品价格形式传导给外国消费者，而这将从整体上减弱货币调整的效果，即：减少美国从中国进口量。这个流程分析或许是对2005年至2008年间所发生一切的最佳解释，同时也可能是今后将期待什么会发生的理性提示。

2006年一份有关汇率和贸易流量的CATO研究报告中，本人已发现，在2002年—2005年间虽然美元兑加元、欧元、日元、韩元、巴西雷亚尔大幅贬值，但美国与上述各国的贸易赤字在此期间反而加大。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不是货币价值变动，而是其他相关因素，例如：收入水平、替代商品的可利用性，尤其当出口商愿意内部消化由货币变动引发的成本时，更是如此。

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中，经济学家凯瑟L·迦巴拉（Cathy L.Jabara）阐述说，美国的进口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关联性呈微弱态势，就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而论，尤其如此。汇率上涨转嫁于消费者的成本非常低，因为出口商通常采用“随行就市”（Price to market）手段吸收成本以保持市场份额。她指出：尤其是对消费产品而言，汇率上涨转嫁于消费者的成本低下；此论述得到相关经济学文献支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干预当前货币问题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其本人就是率先发现并阐明上述现象的人士之一，即：汇率上涨转嫁于消费者的成本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由于相关的潜在因素的存在而被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