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路

武汉的高雅人文氛围还可以在武昌和汉口的高等院校里面体会到。我自己所居住的音乐学院，基本是以普通话、广州白话为主的，武汉话仅仅是我们要上学、出去办事用的一种方言而已。在那个环境中，我们生活在音乐和美术氛围里，大家的交往也是客气典雅的。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一般是音乐学院各个专业学生的观摩会。我们下了晚自习，从学校回家，一般都会到音乐厅听听音乐，有些时候有比较大的演出团体来表演，母亲也会帮我留张票去看。学院的院子里到处都是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写生，画室的门是敞开的，可以从一个工作室走到另外一个工作室看他们画油画、临摹古画。每逢元旦，学生会组织盛大绚丽的嘉年华会，有圣诞老人、白雪公主、精灵、仙女，冰冻的湖面上有焰火燃放，这个环境和武汉的俗文化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出武昌城去到珞伽山，你会看见一个1930年代中国现代建筑和民族传统建筑最好的结合典范——武汉大学。那个烟波浩淼的东湖，那座郁郁葱葱的珞珈小山，那个精彩的民族现代主义建筑群，除了南京之外，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走到武汉大学一区的树林里，一栋栋精致的住宅小楼掩映在林木中，在世界上的大学里也属于第一流的教授住宅了。文革以后，武汉大学办起了三个与美国相关的研究所，一个是历史系的美国现代史研究所、一个是经济学系的北美经济研究所、还有一个是哲学系的美国哲学研究所。当时我在美国现代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虽然是草创阶段，设备条件并不太好，但师资却是一流的——国内屈指可数的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国际知名的国际法专家韩德培先生、国内很有影响力的美国现代史专家刘绪怡先生都在这个研究中心授课，其中刘先生更是我的直接指导教授。刘先生一多半时间是讲黄陂音的武汉话，却讲得温文尔雅，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多年，英语非常好，遇到一些特别的问题的时候，会用英语给我解释。从他那里，我学到的是典雅的、斯文的、文化的武汉话，而毫无粗俗的味道。

武汉大学

武汉的大学圈子很庞大，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测绘大学、邮电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武汉水电学院、武汉河运学院、武汉医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这样五十几所大学组成的庞大知识分子圈子里，我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了多年，倒是没有被武汉粗俗的方言文化影响。这个武汉，和前面提到的那个俗文化到极点的武汉，似乎是两个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武汉，其实是几个完全没有什么关联的概念，说到武汉的文化，其实是两种几乎完全没有关联的文化组合起来的。既有极为粗俗的“楚”市民文化，也有很典雅的知识分子、机关大院、租界居民文化，并生并存。这一点，正是老让我矛盾的地方。

这种矛盾的感觉，使得我几乎从来不写武汉，怕写不好，得罪了武汉众人，也怕破坏了建筑的形象。因为自己是做设计方面的人，因此很喜欢研究一个城市，也写过好些书谈城市。但是一旦到了两个和我自己有很密切关系的城市：广州和武汉的时候，我居然哑口无言了。几年前，当我出版了《巴黎手记》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武汉手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细想一下，原因大致是两方面的：一来是太过熟悉，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二来也是这个城市实在有太多让我难以讲述的事情，也就干脆选择沉默了。这里有我让很震撼的建筑，这里也有我很伤心的记忆，这里有我怀念的学府，这样也有我避之不及祈求躲避的恶习。历史给武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建筑，却又经不起岁月的蹉跎，荒废而去。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崇尚、珍贵的汉口苏联展览馆，后来改叫“武汉展览馆”，居然在几年前给炸掉了，说起来也是武汉的精致文化和粗俗文化交锋的结果。1956年，“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在武汉举行，还专门为此展览修建了“中苏友好宫”，建筑之精美堂皇一时传为城中佳话。我还记得当年在音专跟着父母搭学院的校车过江看展览的情形，一车的师生，个个都兴奋不已。现在北京、上海的展览馆都好好的，只有武汉这一座，永远地消失了，实在令人痛心。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武汉，恐怕独一无二，大而泛，言重而落轻，因此也就不怎么太讲这个城市了。其实，我可以讲一口地道的广州白话和武汉话，但是对两个城市都选择了沉默，实在伤心所致。

这二十来年来，武汉地区建设得快，扩张得快，但是除了“大”和“快”之外，却看不到多少城市建筑的精彩，人文方面则更加令人伤心。武汉的“楚”文化圈和精英文化圈现在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原来住在老租界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子女逐渐老去，精英圈的人不是四散而去，就是沉沦到俗文化中去了。武汉精英圈的世俗化速度之快，真有点触目惊心，武汉大学接二连三的出事，精英荣耀已经所剩无多了，在院校里听见看见的那些文化人的行径，好像还不如市民的真诚，甚至有时连粗俗程度都不相上下了。前些年我还期望“楚”文化圈能够受到精英圈的影响，提高武汉的水平，现在居然是精英文化圈迅速沉沦到“楚”文化圈下面了，其挫折之感和失望之情真是难以言说。

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了几年。家住在武汉音乐学院，好多年间，生活都是两点一线，从一个学院到另一个学院，虽然一直很向往参与和了解，但却很少有机会深入到市民层次的生活中去。自从1982年毕业离校，去了广州，我一直都很忙，就没有再在武汉做过什么工作了，总是将父母接去广州避寒，自己却难得回武汉。出国以后，回武汉的机会就更少了。十多年前，武汉大学的刘纲纪先生曾经和我讨论过回来帮助成立设计学院、建筑学院的事情，我觉得条件不成熟，便以自己在美国的工作脱不开为由而婉拒了。四、五年前，有一个湖北国营背景的开发项目在武昌的关山附近启动，他们请的建筑设计单位是在澳大利亚一家很不错的公司，我受委托去参与了先期的策划和设计，曾经很兴奋了一阵，觉得终于可以为武汉做点事情了。为了这个项目，我还从洛杉矶赶去到布里斯班开会，然后又赶回洛杉矶上课，很忙很累，但是心里很高兴。可惜如同大部分武汉的事情，总是先声夺人、半途而废的，主持这个项目的公司内部有些问题，和澳洲公司的合作也就不了了之，我也就中途退出了。这样一来，我这个在武汉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人，居然在后半生完全和武汉没有什么关系。想起来也很奇怪，前半生脱不开武汉，后半生和武汉沾不上。

2010年3月4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