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兽师与老虎、狮子等动物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合作，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开车的过程中，路中出现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了前进的路，怎么办？第一种办法当然是下车去搬，可是搬不动呢？只有等，后面还有车来的话大家可以合作，一起把它移开。

　　如果没有合作，问题可就难处理多了。

　　合作，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自然界就存在，历史跟人类的一样漫长。

　　蜜獾和导蜜鸟是一对好伙伴，它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捣毁蜂巢。野蜂常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蜜獾不容易找到它。目光敏锐的导蜜鸟发现了树上的蜂巢后，便去寻找蜜獾。为了引起蜜獾的注意，导蜜鸟往往扇动着翅膀，做出特殊的动作，并发出“嗒嗒”的声音，蜜獾得到信号，便匆匆赶来，爬上树去，咬碎蜂巢，赶走野蜂，吃掉蜂蜜。导蜜鸟站在一旁，等蜜獾美餐一顿后，再去独自享用蜂房里的蜂蜡。

　　人类社会的合作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合作绝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毫无条件的事。无论是普通人之间的合作，还是企业、国家之间的合作。

　　婚姻实际就是一种合作，可是很多人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更不用说一生了。

　　很多企业合伙人最终分道扬镳。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8月，蒋介石接受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至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展开和谈。

　　这本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可惜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不久，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灭。内战开始。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到：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

　　这些都是合作失败的例子。

　　合作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很多。但是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合作为什么会发生？

　　还是那个开车遇上石头挡路的例子，如果另一个人是骑摩托车、自行车，或者走路，可以绕过石头，他很有可能不会跟你合作，甚至你叫他，他也不会理你。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需求。

　　同样，如果是另一个路过的司机，一样被石头挡住去路，那么你们合作的可能会很大。

　　所以合作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满足必须依赖于对方。

　　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相互的权力，促成了合作。这是最简单的情况。

　　再看看复杂一点的。

　　企业里面现在很多工作都不是由员工单独来完成，需要依赖于小组的合作来完成。例如操作机器。

　　但是，小组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处于培训期，习惯不好、技能不好、喜欢卸责等等不受人欢迎，小组其他成员都不愿意跟他合作，可是，合作还是会持续，这里似乎不存在需求满足相互依赖的问题。因为甚至没有他的参与工作完成的更好。

　　其实，这是因为外部的权力导致合作的。上级要求这样的话，你可能只好选择与他合作了。

　　权力是可以传递的。不受欢迎的员工正是因为这而拥有了权力，让其他人选择与他合作。

　　我们再来看看两方面的例子。

　　刘备与诸葛亮的合作，是我们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成就了一段传奇。

　　刘备三顾茅庐，屈尊亲自登门造访就已经说明了诸葛亮对它的意义，也就是权力的存在。

　　我们来看看下面《三国演义》中的话。

　　第一次造访不遇，碰到了崔平洲，“崔州平曰：将军何故欲见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

　　第二次动身之前刘备与张飞之间有段对话。“玄德便教备马。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孟子云：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孔明当世大贤，岂可召乎！’

　　刘备给诸葛亮留的信，再一次说明他求贤若渴。 “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达，再容斋戒薰沐，特拜尊颜，面倾鄙悃。统希鉴原。”

　　而诸葛亮呢？真的像《出师表》说的那样。“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看看下面这段话。

　　司马徽对刘备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三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徽笑曰：“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出之。”云长问：“那二人？”徽曰：“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实现这种抱负正是诸葛亮之所求。

　　再看看蜀吴联合，赤壁之战打败曹操，从此三足鼎立。看看下面这段诸葛亮与孙权的对话。

　　孙权曰：“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孤与豫州尚存耳。孤不能保全吴地，以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则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拒此难乎？”

　　孔明曰：“豫州新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极多矣。关云长率精甲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今将军诚能用武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州可得，吴地无患，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权大喜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再不复议。即日起兵，共灭曹操！”

　　尽管《三国演义》的描述多有艺术的加工，然而，逻辑还是很明确的。

　　《国富论》亚当斯密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

　　“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

　　“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这可以看做分工的好处，但是也恰恰是合作的原因。正是大家都希望每天多生产针，获得更大了回报，才让合作成为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此需求，显然不会参与合作。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我们可以说，没有永远恒久不破的合作，只有永存的权力。

　　已上是由于双方相互的权力导致的合作，下面我们来看看由于第三方的权力导致的合作。

　　很多夫妻尽管关系不和，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不离婚，维持一种合作，尽管这种合作的程度大打折扣。原因有多种，有上面提及的原因，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或者害怕社会的舆论等等，但是有一种原因是存在的，那就是孩子的恳求，或者害怕伤害孩子。而这是可以产生权力的。于是孩子的权力，迫使本以毫无合作理由的夫妻的合作得以持续。

　　再来看看一件很有意思，而对于我们国家有意义非凡的事件——西安事变。

　　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蒋介石是不愿意合作，联合抗日的。

　　1936年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

　　10月29日，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蒋介石不愿意连共抗日，执意坚持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有它自己的打算的。从他个人的甚至国民党的利益出发，似乎都不是最优的策略。

　　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毫无疑问是占优策略。既可以避免被围剿，获得喘息的机会，又可以趁抗日之机，壮大自己。

　　从后续的历史来看，尽管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着最后的结果。但这一点也被应证无误。

　　蒋介石为何屈服选择这种显然对自己不利的策略，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呢？

　　看看下面的历史记载。

　　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宋美龄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正是让蒋介石的生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拥有了权力从而让他屈服，只有选择合作。

　　博弈论里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囚徒困境。在这个困境里面，自利的个体占优选择是不合作。从而达到一个均衡。由此可见合作，有时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然而，如果权力的介入显然会改变这个均衡。

　　第一种情况，第三者的权力介入，可以促成合作。盖瑞米勒教授在《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写到，“有一种演化而来的秩序可以为甲与乙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黑手党。”

　　实际还有一种情况一样可以改变均衡的选择。那就是如果一方对另一方拥有很大的权力。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贪官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招供，尽管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是隐藏的权力关系很可能在其中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导致合作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合作双方相互之间的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双方自发产生的，还是通过外在的权力传递。

　　当这种权力足够大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合作。而权力如果不足以促成合作，合作很可能不会发生。

　　从国共交战的历史，国民党内部不合作是最终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

　　孟良崮一战74师被围，蒋介石屡下严令，将领如李天霞、黄百韬却并没有怎么听他的，在外围眼睁睁地看着74师覆灭。

　　济南被围，杜聿明和刘峙同样不肯拉空徐州解救济南，只是象征性地派兵救援一下，和阻击部队碰了一下后又缩了回去。等济南被攻破都无人救援。

　　在淮海战场上黄伯韬被围，蒋介石电令邱清泉、李弥领兵救援。然而也并未全力以赴。

　　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分析，但是蒋介石甚至中央政府权力还不足以让他们合作是最深层的原因。

　　除了权力的不足可以阻碍合作之外，权力的不均衡一样可以妨碍合作的发生。这个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