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精神和精神上的贵族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哲学是一种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而哲学家，过得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思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满足和陶醉，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但是，越自由的学问，距离我们的现实中的经验知识越远，而越自由的人，越是离经叛道，不按常规出牌，为世人所不能思议。于是，哲学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学问，哲学家也成了“搞不懂”的一类人。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有一次夜观天象，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就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没用的事情。”对此，泰利斯一时竟无法反驳。

　　事实上，泰利斯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名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他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利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利斯的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所说出的那句名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

　　毕达哥拉斯，这位兼哲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的天才，毕其一生都在探究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他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曾举行“百牛大祭”，即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毫无实际用途的数学定理。用他的话来说，他从这种思辨出来的和谐关系中体验到了一种快乐，感觉自己离神更近了一步。

　　也许，维特根斯坦临终前说的那句名言已经形象地揭示出了这些精神贵族的生活状态——“告诉他们，我这一生活得很幸福! ”

　　

　　高贵的灵魂和沉重的肉身

　　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哲学家，是古希腊的贵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哲学，是古希腊贵族的玩物和奢侈品。这种纯粹思辨的精神生活，是以古希腊城邦时期奴隶制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因为有大量的奴隶为其劳动、供其役使，正因为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可以寄生，贵族天才的“闲暇”和“诧异”才成为可能，古希腊哲人纯粹思辨的心灵生活才成为现实。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他们（贵族君子）靠奴隶劳动而过活，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

　　但是，所谓“闲暇者”未必都能成为哲学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多了那些不为衣食所扰的“大款们”。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根本无法成为希腊意义上贵族。他们想要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醉生梦死，而不是心灵自足的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肉欲的满足，而不是纯粹思辨的愉悦。他们虽然也有所谓的“好奇心”，但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用错了方向，误入了歧途，只能算柏拉图意义上的“庸俗的好奇心”。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但庸俗的好奇心并不能让人变成哲学家。哲学家仅是那些对“真理”有着好奇心的人。他们爱的是真理，而不是沉迷于刺激。

　　同样，那些真正成为哲学家的，也未必都是“闲暇者”。艺术史上有“饥饿的艺术家”，哲学史上也不乏“贫困的哲学家”。他们虽然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但又宿命般地有着一个沉重的肉身。他们虽然热衷于心灵的生活，但现实的生计问题却不能不面对。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格拉，在向年轻人传授辩论的技巧的同时，也收取一定得学费。这件事遭到了柏拉图的强烈反对。在柏拉图这样一个如此注重心灵生活、贬低感性物质的人看来，用智慧和知识去换取物质金钱，是一件非常耻辱和下贱的事情。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他哪里知道，哲学家也是人，也需要穿衣吃饭。他们的灵魂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任意飞翔，但肉体却始终要求他们贴着地面行走。所不同的是，柏拉图是奴隶主，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无衣食之忧，自然体会不到“饥饿”的滋味。

　　沉重的肉身拖着一个高贵的灵魂，是很多哲学家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思想中虽然完成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生活暗淡，困顿至极。他们虽有着一双充满“诧异”的眼睛，但却没有“闲暇”的时间和悠然自得的心境。斯宾诺莎，虽然有巨著《伦理学》问世，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日神般的智者每天都要靠打磨眼镜片维持生计！马克思，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世界，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天才哲学家一生穷困潦倒，靠恩格斯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女儿死了，他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

　　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些世俗之人看来，仍然是搞不懂的。古希腊的那些贵族哲学家，关注天上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关注地上的事情。他们不屑于挣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钱。但对那些生活暗淡的哲学家而言，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为什么还会如此固执地关注天上的事情而忽视地上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答案：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驾驭了自己的肉体，以至于物质欲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从而实现了人性最崇高的升华。对他们来说，肉身也许仅仅是灵魂的载体，只要能维持各个部件的基本运转就可以了，而不需要片面地夸大和关注。而真正让人获得尊严的是灵魂。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灵魂就是一个人行动的原因，而人的骨肉躯体，不过是心灵展现自身的载体而已。正因为此，当雅典的民主制通过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时候，他没有逃跑，而是坦然就死，尽管他的躯体不断地“提醒”他逃跑。

　　孔子弟子三千，但他最喜欢、最欣赏的还是颜回。因为颜回在生活贫困不堪的情况下仍能一心向道。孔子这样赞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但颜回却不改其乐观态度。这种快乐，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更不是为了平衡自己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欲求的快乐，是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恰恰是对物质欲望的超越和消解。

　　对灵魂的张扬，对物质欲望的超越，成就了人类的尊严和伟大。而这些搞不懂的哲学家，正是这种尊严和伟大的代言人。还是帕斯卡尔说得好：“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哲学的无用和哲学家的孤独

　　
　　哲学家在享受心灵愉悦的同时，也在忍受着心灵的孤独。心灵的愉悦，来自于思辨的乐趣；而心灵的孤寂，则是不为世人理解的无奈。快乐和孤独，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哲学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哲学家的孤独在于哲学的无用。哲学估计是世界上最没有用途的学问了，因为它总是试图回答那些根本无法回答或者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什么是永恒？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这些问题，不是人类由于某种局限性暂时不能给出答案，而是永远也无法给出正解。

　　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装满一只10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7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9000支铅笔的碳；

　　可做2000根火柴的磷；

　　可打两支钉子的铁；

　　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磺。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做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

　　教授微微一笑：“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

　　《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研究的正是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它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之外，还抽象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这个世界才是哲学的家园。黑格尔说：“如果你想把葱皮剥开看看葱的本质是什么，肯定会非常失望。因为即使你把整根葱都剥光了，也不会看到葱的本质。”马克思也拿“商品”举例说：“商品的本质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是，无论你怎么把玩一个商品，也找不到价值的影子。”

　　哲学就是如此，它有着非常诡异的运思方式，在我们世俗的人眼中，简直就是虚无缥缈，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对此，哲学家自己也是承认的。老子就直言不讳地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如果不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费解甚至发笑，哲学就不配称之为哲学了。于是，有人戏称：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所有的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

　　这样的一门学问，是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它无法让我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无法指导我们如何才能烤出面包，简直是“无用”的垃圾！古希腊时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呢？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了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在这里，苏格拉底是想启发这位青年，哲学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

　　但是，没有用途的，就未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单靠吃粮食活着的。佛语说：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越是看起来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我们对它的需要越迫切。越是不能满足眼前利益的东西，越能在历史的最深处发出回音。可是，哲学家毕竟走的太远了，以至于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从而决定了他们独孤的命运。他们不是大众的迎合者和媚俗者，而是时代的引领者和预言者。他们就好比天上的星星，燃烧以后，很久很久，光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

　　哲学家是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更是能够忍受孤独的人。孤独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使命。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是自由的人，而能够忍受孤独的人则是伟大的人。哲学家，正是以浓缩的方式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痛苦，从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苏格拉底自称“牛虻”，一天到晚都在人们耳边发出令人生厌的声音。岂不知，他是在拯救人类的心灵。马克思自嘲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货币还在研究货币的人。岂不知，他是在拯救整个世界。孔子，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人，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却不幸于当时的各路诸侯，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窘态百出。有一次，孔子困于蔡，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伙食”。此时的他，只能用“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样的话来进行自我安慰。而他的学生，被后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其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都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小官，而他却是四处奔波，背井离乡，为卿于齐，出吊于腾，最后只能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信念进行自我鼓励。

　　还是尼采说的好：“更高级的哲人总是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世人的苛刻和哲学家的虚伪

　　哲学家特立独行，疯疯癫癫，不按常规出牌，成为了世人眼中搞不懂的“另类”。可是，一旦他们复归常人，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时候，世人又会把另外一个大棒向他们挥舞过去——虚伪。

　　所谓虚伪，不外乎言行不一，知行分离。对于普通人而言，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也许很容易得到理解和宽恕。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何况，我们都是世俗的人，在利益诱惑和生存压力下很容易向现实妥协。总之，我们是普通人，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很高。

　　但哲学家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否则，他们的这种哲学就有可能被称为假道学，有愚弄群众、诱奸民意之嫌。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自己都不遵从自己的哲学，又怎么能让别人遵从呢？正如去年发生的“艳照门事件”。那些大牌明星们在舞台上竭力向观众兜售真善美，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在干着假恶丑的勾当。如此一来，他们所宣扬和表演的，岂不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就是如此。他提出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点。“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吃饱肚子是必须的，所以说是天理。但是，你如果去追求山珍海味，挥霍浪费，像慈禧一样吃一顿饭就要准备108道菜，就是人欲了。同样，结婚生子，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说是天理。但是，非要找好几个老婆，三妻四妾，左拥右抱，恣情纵欲，就是人欲。我们且不论朱熹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但有一件事情肯定让我们大跌眼镜：朱熹自己就讨了好几个老婆！

　　法国当代的大哲学家萨特，是存在主义的代表，更是自由的代言人。他主张人生应该自由地选择，并在这种选择中承担责任。正如他所说：“人生就像是被抛上了一列飞速运转的列车，对于它来自何处，还是驶向何方，人们一无所知。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存在中自由选择，并独立地对自身及整个世界担负起责任。” 萨特不仅宣扬自由，也力求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自己的自由思想。他和西蒙·波伏娃相恋，但始终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而是保持了一生的情人关系。对于将自由视为生命的萨特来说，婚姻无疑是对爱情最大的戕害。他曾经和西蒙·波伏娃签订的协议：两个人保持情人关系，互不干涉，其中一方可以自由地去选择其他的情人或者性伴侣。萨特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段时期内，他曾经同时和包括西蒙·波伏娃在内的几个女人保持着情人关系，并乐此不疲。可是，当西蒙·波伏娃也试图寻找萨特以外的情人时，萨特恼怒了。强烈的占有欲使其不得不对“自由”进行重新思考。

　　思想是思想，行动是行动。按理说，两者本应该区别对待。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苛求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个主张爱情和婚姻应该划开界限的人，我们更不应该逼迫他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做出抉择。思想本无界限，可以任意驰骋，随意发挥，但现实的人，包括哲学家自己，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下的，都是生活在既定的传统之中的。他们完全有权利和我们一样真实，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有可敬的一面，又有可憎的一面。可是，哲学家都是以灵魂的工程师和人生的领路人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在道德和人格方面。

　　于是，历史上的很多哲学家开始带上了虚伪的“假面具”。培根，这位近代经验主义的开山鼻祖，虽然写出了大量关于人生方面的优美散文，但是，我们何曾想到，他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为了争得权力、金钱和女人，他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极其阿尼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叔本华，离经叛道，但仍然不能免俗。据说他为了和黑格尔在大学讲坛上一争高下，暗中曾经不止一次造谣生事、恶意中伤。他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他经常一个人跑到书店去观察这本书的销量。可惜，这本书在当年仅仅卖出了160本。叔本华反过来又为自己开脱：“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弗洛伊德，这位以心理学作为跳板进入哲学的性学大师，剽窃了叔本华的很多观点，但在引文注释中只字不提，并装傻般地说自己对叔本华此人一无所知。他的学生荣格反对他的观点，他便记恨在心，不仅和荣格断绝师徒关系，还在各种场合对荣格痛下粗口，将其逐出弗洛伊德学派。他也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在自己的自传中，他屡屡提及自己“古柯碱麻醉效用”这一发明，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得到与他的实际贡献相对等的荣誉。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个知道什么是善的人是不会作恶的。如果一个人作恶，那仅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善。”中国的哲学也向来提倡知行合一、率先垂范。一个人想要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所谓修身以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最为真实的哲学家，反而成了最难搞懂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