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新京报3月7日）

　　纪校长的说法，并不新鲜。过去几年来，每当谈到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改革时，都会有人拿出相似的观点，来表达对大学取消行政级别的“现实担忧”。据笔者所知，在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围绕是否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也有着激烈的争议。

　　这种“现实担忧”，确实很现实，纪校长说的也是实情——在报纸、出版社、杂志、医院等等机构都有行政级别时，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可能让大学今后很难“办事”，因此，从系统改革出发，有必要推进取消其它企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去行政化改革。而事实上，这一点，有关部门已做考虑，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3月6日在小组讨论透露露，公立医院将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全员聘用制。（京华时报3月7日）这表明，取消行政级别，不只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也已经提上其它机构改革的议事日程。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就不必再拿其它机构没有取消级别为由，来拒绝改革。

　　

　　而退一步说，就是其它机构不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会贬低高等教育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如果等到全社会官本位风气已经转变，才推进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那这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吗？存在“级别影响教育地位”这种想法，只能表明大学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依附行政体制，并对剥离行政体制的命运感到恐惧。如果从办教育的视角出发，取消行政级别，才能实现对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的救济。

　　

　　纪校长说，“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这貌似很正确，但是，大学干嘛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干嘛要在乎接待自己的是科长和处长或者市长？只要能办好事，要排场干什么？这几年来，大学的迎来送往十分频繁，既花费大量的接待费用，又耗去大学领导很多的精力，这就是级别对应“惹得祸”——某个部委司局级干部来访，学校必然由校长书记接待，而且得全程陪同；某个企业的副部长级领导来谈事，相应的，学校也得派出有相当级别的干部。很多校长不是对此不甚其烦么？为什么反过来又要求政府机构要有相应级别的干部来接待自己呢？更有甚者，笔者听到有高校领导对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大学在会场上的位置会靠后而担忧，这只能说明，级别思想也深入骨髓——现在的大学里，很多学术会议，重要的讲话嘉宾必是领导，而且以与会领导级别高低来确定会议的档次，真正的学者却沦为配角。

　　

　　去过香港地区和欧美高校走访的高校领导也许都有深刻感受，来访者做什么事，学校就派谁接待，没有什么座次、排位高低，哪有领导全程陪同一说。其实，高校没有行政级别，就是要让大学对级别、排场的追求转到对教育与学术的追求上来——没有级别，就不必参加那么多的行政会议（耗费精力，据说有些高校的领导应付上级的会议都忙不过来，这也是大学设10多位校领导的原因之一），就不必有那么多对应政府部门设置相应的机构（耗费财力，导致高校的行政机构有二三十个之多，行政开支每年数千万），也不必来访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官员，就全校领导出动陪同——既然没有级别，也就不必搞级别对应。这不是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常态吗？国内舆论不一直称赞国外大学校长根本不把政府官员放在眼里，很有骨气么？当高校不对应级别把某些官员奉为座上宾，不再用博士、教授这类头衔去讨好时，这教育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呢？

　　

　　作为南方科技大学的首创校长，朱清时日前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一个行政级别的社会中，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人！”他也说到了学校没有级别的“尴尬”——“还有一次开会，因为我没有级别，把我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在职业学校的后面。后来(主办方)也觉得过意不去，把我又往前调到了职业学校的前面，排在深圳大学的后面。”这与其说是学校的“尴尬”，还不如是政府部门的“尴尬”。朱清时校长很享受这种没有级别的校长生活，他说，“我有时也很抱歉，给他们添了这么多难题！”（南方都市报3月4日）

　　大学的地位，不可能靠行政级别获得，过去1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10年前，我国部分高校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为副部，这一级别提升提高高校的社会地位了吗？众所周知的是，在行政级别提高的同时，大学的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却直线下降，大学精神加速迷失。

　　

　　当然，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单兵突进，除了如纪校长所说，应全社会同步改革外，就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本身而言，还要注重配套制度建设。其一，在人大建立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和预算执行监督，避免学校“跑部前进”，要老是找省长、市长、部长办事；其二，建立大学的法人治理机构，比如通过大学理事会，公开遴选校长，这样校长就不会只对上，对政绩负责，注重上级的“评价”，却不对师生负责；其三，大学校内实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这是淡化大学行政色彩的必然选择——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学术权和行政权不可能分离；可只取消行政级别，不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行政还会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就难以得到彻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