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有色金属、纺织、煤化工、纺织……从见诸报端的种种调查报告来看，几乎是传统工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甚至在光伏发电、液晶面板这样的新兴领域也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中国用大规模的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之后，已经开始致力于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走向更加强盛的综合国力这一目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即将出台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指导意见》，一时间引发了各界对“产能过剩”这个老话题新一轮的热烈讨论。
据媒体报道，该《意见》将会制订一段时期内各行业需要淘汰的产能总量，然后分解给地方，并通过土地、环保的审批和项目核准的制约力量将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与地方政府的绩效挂钩。在我看来，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和途径也许多种多样，但这样的挂钩方式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有很大的可能使产能过剩从简单的供需矛盾，演变成长期困扰行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漩涡。
在制订的治理产能过剩问题的办法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效产能。“落后”和“高效”无疑是相对的，今天的落后生产方式从前也曾经高效，今天的高效产能将来也会变得落后。所以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发展高效产能，可以说又为将来的产能过剩打下伏笔。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不是最近才出现，多年治理未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这种办法并不能解决产能过剩，而是在消除上一轮产能过剩的同时，孕育和滋生下一轮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投资被误导的结果，而非前因；但遗憾的是习惯性思维却总是忽视这一点，总是等到过剩了再来收缩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投资的误导？亚当·斯密认为，受到鼓励的往往是享有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对国内市场的行业垄断通常直接引发大量的社会劳动和资本涌入。钢铁产业就是国有企业进行行业垄断的一个典型，国有钢铁企业总是能在新增产能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而恰恰是钢铁产业成为目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不局限于传统产业，即便是新兴产业也会因为政策扶持的原因导致资本过于密集，光伏产业就是因此导致预期产能过剩的典型。据媒体报道，“光伏发电在启动之际就已经进入高潮，目前落实的产能是2010年全国规划产能的13倍，2020年全国规划产能的2.2倍”。除了光伏，液晶、风电也都面临这个局面，很快就可能变成困局；在这一点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没有区别。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及保护主义的弊端时说，“没有特权，它们往往经营不善；有了特权，那就不仅经营不善，而且限制了贸易”。钢铁也好、煤炭也罢，但凡涉及资源类的产能，淘汰或取缔的措施总是按量来划分，比如多少体积以下设备、多少吨位以下产量等等。我们知道，因为资源占有和信贷倾向的关系，国有企业往往能在规模上比民营企业占据更大的优势。但显而易见，规模和产量却不是所需能耗和生产效率的正比例变量。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借助治理产能过剩的机会，不公平地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简单而言就是不公平竞争。反过来，控制新增产能的措施也是通过监视投资规模来进行约束，这导致“地方项目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来回避审批核准，然后大量上马”；而民营企业同样是缺乏这种化整为零的应对能力，在各个行业新增产能的竞争中输给国有企业。
2009年底，央行和银监、证监、保监会曾联合发文，要求对包括钢铁在内的六大产能过剩行业收紧贷款。这对治理产能过剩应该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在我看来，除了已经进入调控的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实际上在汽车、房产等兴盛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威胁。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对汽车的需求迅速释放出来，其结果就是在美国这样的老牌汽车大国生产和消费萎缩的同时，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但是，汽车是耐用消费品，需求释放之后的更新换代是周期性的行为，而产能一旦建立却是持续的。如果不能恰当平衡两者的关系，今天高歌猛进的汽车产业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变为哀鸿遍野的凄凉之地。
房地产业是否产能过剩？这可能是一个不容易察觉的问题。表面上供不应求，体现在价格不断上涨上，但这种供不应求是建立在不断放大的投机需求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房产被当成了股票、期货一类的投机产品而“被需求”；只要对未来的价格期望（预估值）高于当下的价格，这种所谓的“需求”就是源源不断的。但这决非真实的消费需求，一旦泡沫破灭，其“过剩”程度将远远高于那些目前被关注的产能过剩行业，而且到那时候，还将进一步推高水泥、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的过剩指数。
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国家竞争力模型将国家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中国目前仍处于典型的要素驱动时期，加大信贷是2009年为促进经济复苏而实施的必要举措，也是尽快走出危机阴影的必然要求。信贷对象的选择本来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也是一门大学问。但2009年的天量信贷，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大量的信贷资金被变相或者间接地用于推高房市，几乎没有向以互联网和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产业提供任何信贷支持。我们不是不可以将产能过剩归咎于外需萎缩和内需不足，但产能过剩几乎是要素驱动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众多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必须努力跳出要素化的桎梏，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方向发展。
本文为3月8日《环球时报》特约时评，刊发标题《解决产能过剩，不能光调节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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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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