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近两三百年，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苦惯了、穷怕了。这期间，几千万人为中国、中国人的尊严和幸福献出了一命，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社会才真正有保障地安定下来，中共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用了60年的时间，终于使我国十几亿人口，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开始建设没有温饱问题的小康社会了。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评头论足，有赞有贬、有打有压；

2、国内各阶层、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纷争与博弈在所难免；

3、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良与革新，受到不同声音的干扰；

4、传统理论、思想、体制，顽强地固守着原有模式，新生力量又试图改变现状；

5、各种社会改良与革新的主意层出不穷，互联网、即时通讯手段创造了自由主义的天堂，党和政府、官员们反而成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代表；

自2007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升值开始，加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高增长急速下滑，一度使全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保增长、保就业”等举措，进一步强化了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社会矛盾得到固化与强化。历史的、新生的经济与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集中呈现于当今中国社会，形成高风险态势。

实体经济呈现房地产价格高涨、工业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原材料等成本上升、金融等服务产业落后；社会管理呈现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卫生体制、社保体制、户籍体制等明显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经济社会呈现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仍在拉大；社会心理呈现民主诉求、公平正义、劳动尊严、工资水平等期待增强。

 

中国社会，整体心理处于急躁状态，焦虑心态普遍。为求学焦虑，为就业焦虑，为人际关系焦虑，为买房子焦虑，为爱情婚姻焦虑，为孩子上学焦虑等等。因为焦虑，“房奴”、“车奴”、“孩奴”等新名词不断地丰富着现代汉语。

国民帝遍期待党和政府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以缓解各种矛盾，解善社会不平衡状态。尤其是一些人认为，政府做事就是花钱，用钱买心理平衡，用钱来解决眼前的利益纠葛。现在，不是政府喜欢花钱，而是媒体、专家说政府要花钱。其实，政府的钱主要是财政收入，都有来处和出处，有些钱第一次花出去了，以后要继续花下来，将会造成新的扭曲，还会造成一种新的失衡。

其实，党和政府不能做太多的事情。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改革，把扭曲的东西扭过来，如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就需要把扭曲了的东西扭转过来；如资源价格太低，结果使大家浪费资源，也要想办法扭转过来。企业该交的税收如果不交，没有转化成居民收入，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到居民收入当中去。该建的社保、医疗、教育、分配、户籍体制都要建起来。该发展的金融、信贷体制要建起来。这才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政府花钱。

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要发挥该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做过多的事情。目前所做的事情，有些反倒使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断。如各种促进消费增长的财政补贴，对未来消费有负作用，这在其他国家早就有教训，需要研究居民自发的、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机制。

现代政府的职责与市场的职责，是有明确分工的。市场不是万能的，其缺限靠政府来弥补；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其缺限靠科学、法制、文化来弥补。

 

人与人的差别，是文化的差别；国家与国家的差别，是政治的差别；社会与社会的差别是经济差别。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国家、社会、人的差别三要素。改革开放30年来，似乎只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个错误。

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政治，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为：第一，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第三，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文化，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括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

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术语、同一内容，相对于生产力而言叫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叫经济基础。

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改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改善后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是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从理论上也没有得完善。

中国30年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渐进变化过程，上层建筑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只是目前的中国人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客观现实逼迫我们需要实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修正。看来任何改革，不可能单项独进，最终必然带来全方位的改变，不变，就会全方位停滞，甚至扭曲，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态。

因此，中国社会改革，需要扩大改革范围，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为避风险不改、不动，矛盾就会越积越多，风险更大，对党和政府都不利。

中国的发展，首先是从经济开始，现在到了要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要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协调改革。中国实现是不改革就不能发展，发展就必须改革，改革，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头等大事。

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它没有标准，无需别人认定；它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不同。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论，不能解释具体人的具体幸福，只能说明人类一般需求规律。

幸福，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主观认识。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多样式、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这种多样多层需要的模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克服其缺限要靠政府的干予。

承认人是为追求幸福而生存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在人类幸福的五个层次中，个人、家庭和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物，可以追求幸福来描述，组织和国家却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物，不能用幸福表述。而组织，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组织，受到国家法律、文化等一系列条件制约，有什么样的国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它只能给人带来社交圈、归属感、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四项幸福要素（如社交圈，有的人喜欢在官场打拚，以能接触到高层领导，甚至建立友谊，以获取特权，感到幸福；有的人以能接触到高层知识份子，获取更多的知识，找到交流的对象，激发自己的灵感，感到幸福；有的人以能接触到商界“大佬”，为自己经商搭桥铺路，感到幸福。而归属感、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就绝然不同。在古巴，一个教育工作者，宁愿当老师，也不愿在教育部干，因为教育部的大楼不及小学的教学楼；在北欧当部长与当百姓没什么区别；在中国，区别就太大了。公务员比任何百姓在政治上幸福；在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大不一样；在高层与在基层大不一样；当官的与当兵的大不一样等等）。它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幸福，应归属到国家这一层，一个管理有序、公平、正义、透明的政府，其组织只能给个人带来社交圈和经济利益两个幸福要素。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下，对组织的选择是个人能力和社会人才资源优化配制问题。

国家是人民幸福的外在力，其可以为人民创造幸福条件，也可能降低或抵消人民的幸福指数。幸福的多样性与多层性，决定人类社会必须实行互利、互助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也不万能的，为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马太效应”等多种缺限，政府的干予不可或缺。

因此，中国的改革，最终目的，应该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人民的幸福，才是全社会的努力方向。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以及各个部门，都应该设立“发展与幸福研究机构”，甚至基层组织、企业，都可以在工会组织内部设置一个为普通职工谋划幸福的研究、设计部门。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不会走向歧途，就不会偏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