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教委前不久发布通知，从今年开始，市教委研究制定了《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政策宣传卡》和《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登记卡》，中小学接收外来学生时要实行“首接负责制”，对主动到学校咨询和申请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要积极予以接收。学校接收有困难的，要登记好学生的基本情况，由区县教委予以协调解决，不得拒收或置之不理。（京华时报4月10日）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子女求学的“首接负责制”，显然会减少以前吃闭门羹的苦闷——到了学校，依照“首接负责制”，学校会“客客气气”地收下资料；也于是，这一新制度，会营造出良好的城市教育形象。但是，“首接负责制”的“功能”也很有可能到此为止，而且，依照城市中小学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首接负责制”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很有可能只是一场“空欢喜”。

根据政策规定，“首接负责”只是要求学校“负责”接受材料，但却不“负责”解决求学。规定说，“学校接收有困难的，要登记好学生的基本情况，由区县教委予以协调解决”,那么，谁来确认学校接受有困难？假如学校没有困难，却声称困难，怎么处理？学校的招生情况并不透明，城市户籍人员都难以知晓，进城务工人员就更难掌握一校的招生实情。

学校登记情况之后，家长问学校结果，如果回答我们只负责登记，要由区县教委协调解决，你去问区县教委，这与以前“首接不负责”有何不同？这种制度设计，在“负责任”的名义下，很可能踢起皮球，学校将球踢给教委说已上报，教委把球踢给学校说未收到，家长只有两头跑等消息。区县的协调解决，也欠明确交代，在“首接”之后多少工作日给回复？协调是不是必须解决，而不是出具“无法解决”、另找其他区县的结果？

这不是对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不放心，就“首接负责制”本身而言，这一制度缺乏负责的“问责制”，即对学校不实施“首接负责制”，区县不协调解决，没有明确的问责规定。而要问责，则需让整个招生过程透明，有社区教育委员会全程参与公办中小学的招生过程，由此向所有申请家长交待这所学校究竟招收了多少学生，招收的学生户籍所在地情况，目前的班额如何等等。如果学校困难不困难由学校自身说了算，区县教委部门协调不协调也没有明确要求，那么，“首接负责制”就难以负责。

其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求学问题，我国政府早有明确规定，就是“两为主”政策——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但是，也由于没有明确的问责机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求学，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上民办学校以及打工子弟学校，还是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不得已选择，而就是进入公办学校的学生，虽有政策明确规定不再缴纳择校费、借读费，但学校暗中向家长收取赞助费，也屡禁不止。

要让规定落地，造福学生，一方面需要探索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保护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毕竟，招收外来学生越多，当地政府就得承担更大的义务教育保障责任，在不能收取择校费、借读费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更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就拖，就拒就拒，北京的“首接责任制”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但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未调整，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国家教改《规划纲要》提到的强调省级财政对教育的统筹责任，是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一条很好的思路，这需加快推进实施。

另一方面则是完善问责制，我国的教育法规、政策，不乏好的规定，比如四年前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免试入学，政府部门应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作为重要责任，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可是，这些规定，没有一条认真落实，以至于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中再提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为何法规不落实？就与没有问责有关，从现实看，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因不履行投入保障责任、不推进均衡发展，而被问责。所以大家也就把规定当“儿戏”。为此，发挥人大机构的教育预算、监督、问责作用，以及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与决策，才是我国依法治教，切实落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