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朋友博客里看到她转贴了一段“南京雅兰”的博文：《仇视作家是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因为朋友是一位我一直认为十分优秀的作家，而且，沾也常常胡乱写些文字的光，多年前也被省作协吸收为会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可能也曾被人视为“作家”过。现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作协的活动，也没有交过会费，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作家”了。这是废话。只说在朋友博客里看到那段文字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博文应该是针对不久前中国作协被指在中国南方大旱的时候，在作为旱区的重庆高规格开会，并在网络上引来一片讨伐之声的。后来，我在谷歌上搜“南京雅兰”，找到全文并认真拜读了。
对这个博文，首先在题目上，我觉得作者的话有些武断了。有二十多年了吧，从自己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激情澎湃的文学青年。现在想那个时候，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与憧憬，为文学所付出的心血和生命时光，甚至为此而牺牲的太多现实利益，从心里为自己的青春叫声好。即使今天，我也相信自己是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的。激情好像没有了，其实不然，有位散文家朋友说过：“激情，只不过分散了”。我信。因为在不惑的年龄里，眼睛更多地关注着现实中的苦难，心更多地与现实人生和社会搅在了一起，或沉重，或悲凉，或痛苦，或欣悦。唯独少了年少时的那种狂热，还有歇斯底里式的奔跑——但，我明白，自己一直在走着，在一条早在多年前就认定了的路上。所以，现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作者这样说不太好。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所谓的“仇视”从何而来，因为我知道，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一直在倍受人们的尊重，哪怕在这个已经普遍丧失了信仰和人文追求的社会现实里。我清楚地看到，我身边那些最最“现实”的同事们，也一再地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阅读。我没有看到他们仇视作家，而从这样的现状里，我感受到的是他们对真正优秀作家的怀念和渴望。或许，在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里，作家只是被忽视了，边缘了，作家们感觉自己被冷落了，但仇视是无论如何谈不上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作家的被忽视，被冷落，是公众的责任吗？近几十年里，中国的作家们拿出过几部像点样子的作品给公众呢？
我当然明白作者写这个题目的意思，尤其读了全文后。作者是在借这个题目来说中国作协的重庆会议这个事儿。但我觉得，作者借作协的这个会议说事儿是可以的，但借“作家”来说这个事儿，是有点不合适的。
首先，我不知道这次参加重庆会议的，是不是中国作家这个群体里最优秀的。我说的作家，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就是靠生命和灵魂来写作的人，而不是靠在一个体制里，拿着体制的俸禄，养尊处优，不时地来完成这个体制交给的“写作任务”的一群人。南京雅兰也提到，“塞林格就依着《麦田守望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并谈到中国作家的生存困境。我承认，因为我个人也写文章，也觉得辛辛苦苦写出的文章，换来那点可怜的稿酬实在与自己的劳动不相配。可是，我却是无论如何不敢跟塞林格们比的。因为我心里太清楚自己与他们的差距，不只是写作水平上的，包括心灵的自由，精神的纯净和健康。试问：中国的作家群体里，尤其是那些参加类似会议的作家人群里，有几个或者说有没有可以与塞林格们相提并论的人？这些真正伟大的作家们，除了投靠最真实的人生，投靠自己的内心追求，投靠人类生存最普遍的真理，从没有卷曲起灵魂而投靠过某个体制吧？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指责中国的作家们。中国特殊的生存背景已经给了这一个群体太多的戕害，我甚至都不忍哪怕对这个群体有半句的不敬。可是，作为这个群体中自以为自己“是今天的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的人，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你们确实已经丧失了“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这个阵营。而且，一旦提到“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再也不愿意被谁给指引着走路，甚至被代表了，哪怕你是“最先进的阶级”。
再来说说网络及部分媒体的指责。这些指责是针对谁的？我想南京雅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也是有问题的。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在这些声音里，最主流的并不是指责更不用说谩骂“作家”的。人们真正反感的不是“作家”这个称号，而是以这个称号做些有悖于这个称号应该履行的责任的事情的人。公众针对的不是作家这个群体，也不是“文人”。真正有良知的文人其实是很受尊敬的。这次中国作协的事情只不过暴露了一贯的一些“习以为常”的作派而已。我想，作协的重庆会议也好，公众的指责也好，与作家无关，与文人也无关。 人们也完全不是“欺负”文人，更谈不上什么“仇视”。如果说仇视的话，人们仇视的是现在普通流行的那种“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无赖嘴脸。而且相反，在这个事件里，我看到的是人们对某些以“文人和作家”自居的人在这个特殊国情里的失望之极。之所以失望，正是因为对这些人抱着太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以社会良知的形象来为中国这个现实撕开一道缝，让人们能感受到一点点希望所在。事实是他们没有。事实是他们与那些腐败的官场没有区别。别的不说，就说中国作协那个“辟谣”的声明，不也是有着天大的漏洞吗？落款日期是4月2号，而证明 的是3月31日到4月4日的问题，也就是说在4月2号出来说中国作协在3月31日到4月4日是“清白”的，是清廉的，是充满了正气的，不很荒唐吗？还有，薄某那些下达任务式的讲话，那些跟进的“鼓掌”或激动，能让人说什么呢？这是文学和作家该做的事情？这里又怎么见得到中国作家和文人的使命感呢？这些问题，是中国文人的弱点？还是某些人的弱点？雅兰写道：“中国的文人吃亏就吃亏在自己的使命感上，他们总想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种信仰，好让一些无知的人能有定律”。这样的话不是大话就是梦话啊。如果我还能有幸被承认是一个中国的“作家”的话，我是断不敢有这样的想法的，更不敢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别人都是“无知的人”。有这样想法的人，多么可怕！又能指望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信仰呢？ 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代表“作家”这个群体，因为这是对作家这个称号的栽脏和陷害。
诚如雅兰说的，“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缺乏真善的时代，作家只是一个小小群体，比起其他领域的那些挥霍无度贪赃枉法登峰造极的人，作家能够享受到的却是微乎其微的，多少也是不值一提的”。但我愿意较较真，如果这些人真的把自己当作作家，并以“人类良心”自许的话，我想，作为“人类良知”的作家，是丝毫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的“小恶”而原谅自己的。不然，有什么必要说自己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呢？尽管我个人真的认为，住没住总统套房没有多大关系，吃没吃2000元的大餐也没有多大关系。
雅兰在博文里也说过，“不要拿作家当箭牌，尽管你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我非常赞同。而且，我还想说，不要拿“作家”说事儿。该谁的事儿，就拿谁去说。比如这次的中国作协重庆会议，不是“作家”的事儿，是中国作协的事儿。对不对？
附： 南京雅兰：仇视作家是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地位被排列在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微胜过乞丐。中国千年文化史承孔子，可孔子周游列国时却饱受冷眼。气势滂沱的万里长城颂歌于秦始皇，提起活埋文人焚书坑儒，至今的文人都是胆战心惊。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专利，却是敲断了无数文人的铮铮铁骨。文字狱兴盛于清朝，那时的文人终日与枷锁为伴。十年文革浩浩荡荡，举国上下百万文人在劫难逃。
2005年的英国，因为远在美利坚的语言学大师诺姆·乔姆斯基而引发了一起足以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有近十万人数的示威者聚集在英国爱丁堡街头，参加让贫困成为历史的白色缎带日活动，虽然后来活动中造成死亡惨剧被称为二战以来英国本土遭受的最为严重的袭击，但都没人指责追随的信徒沦入精神的狂热中。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写道：所谓狂热就是要排弃理性。
古有中国文人因他人狂热而被迫害，今有外国他人狂热而追随文人的。文人已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一个简单符号。
时代在发展和推进，整个时代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狂热中。因此，行为偏激的人所作所为已经让人见怪不怪。
自古文人就相轻，这是千百年来国人的劣根性，也是时代文人的通病。当年的张恨水名扬天下，却不得不为一袋米而发愁。沈从文如果没有遭遇暗算的黑手，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应该是有中国地位的。即便是名声赫赫的张贤亮，也听说在南方某大报登出类似求职广告的文章。有些是不能去细细嚼味的。
几日前，中国作协在重庆开全委会议，就有人借着灾区的话题大张旗鼓地进行讨伐，讨伐者直言：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在这个狂热的年代，清者自清已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纷乱尘烟中，除了狂热，还有千年传承下来的相轻。因为讨伐者据说也是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这是五四文学后的个别作家的显著特点。
对此讨伐，中国作协已作声明：在重庆召开的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和七届五次全委会，没有任何与会人员入住总统套房；没有安排所谓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全体与会人员用的是酒店平日标准的自助餐。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人员参观渣滓洞集中营旧址，‘打黑除恶’资料展览和到重庆烈士陵园祭奠扫墓等活动，都是集体乘坐大巴、中巴车往返。
站在远处瞭望，身陷泡沫时代，讨伐者的狂热可能多少跟文化本身是无关的。讨伐者缺乏冷静思考，在带动全民狂热之余，也让我们看到了激情的反叛到头来仍是一无所有。不要拿作家当箭牌，尽管你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更不要认为出入会厅坐在写字台前握笔的人就是硬着脖子吃国家饭的人。在西方，那里作家享受到的要比中国作家多得多。在这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作家其实是一群很可怜的人。更多的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越来越蜷缩在自己的内心，因为这个时代让作家无法言语。作家一方面要调整自己，该如何不遭受外界的侵扰，一方面还要坚守文学的大道信仰。
不为五斗米折腰，视富豪如粪土。饿死不讨米，冻死迎风站。渴死不饮盗泉之水，饿死不吃嗟来之食。这些说的是文人的清高傲骨。文人不是随便就能向谁低头的。这里并不是说文人能够将自己抬到何种高度，其实中国很多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低能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审美观，不会张扬自我的个性，他们没有方向感，不会乘坐公交车，他们不会奉承拍马，所以常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正因为他们的低能，迫不得已，才拿起笔写文字。仅是这些也要区别于他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是债台高筑才去老老实实地写文字的，托尔斯泰也是滥赌才去写文字还债的，这里不要提及托尔斯泰庄园主的身份，研究文学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的家庭不幸。作家写出好作品，靠着版税能安逸地度过后半生，这在东西方都有。西方的塞林格就依着《麦田守望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中国，能够像塞林格这样的，也只有那些能真正写出重磅文字的作家才能如此。多数作家的生活真相不容乐观。即使这样，作家也没有逃避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而应有的良知。
我的文学理念就是作家应该关心社会时事，一要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二是决不放弃批判社会假丑恶的权利。我成为作家受西方17、18世纪作家的影响非常深，像雨果和屠格涅夫他们那样的关心社会生活。这是著名作家梁晓声说的。2008年5月12日，天灾袭击四川，中国的作家也没有袖手旁观。郑渊洁 捐了38万元，杨红樱 捐了20万元，麦家 捐了20万元，铁凝 捐10万元，池莉 捐了10万元，易中天 捐了8万元，阿来 捐了5万元，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当代的作家，他们担当起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
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缺乏真善的时代，作家只是一个小小群体，比起其他领域的那些挥霍无度贪赃枉法登峰造极的人，作家能够享受到的却是微乎其微的，多少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的文人吃亏就吃亏在自己的使命感上，他们总想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种信仰，好让一些无知的人能有定律，然而他们忽略了自己是人不是神，尤其是在信仰倒塌的时代，所以批判文人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尽管文人身上存在许多弱点，但文人毕竟是今天的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文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文人，宽容文人的弱点，为文人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除此之外，文人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正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