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此话经媒体一炒，当代作家们纷纷表示情绪很不稳定。顾彬岂知，中国当代作家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期许，除了唐诗宋词鲁迅胡适，还有先锋写作大散文之流，他们在官方机构的授意或直接组织下，多年以来，曾一度以图书出版和评论定位的方式表达了对诺贝尔的渴望和嫉恨。“东方诺贝尔”作为“中国模式”的文学构件也曾多次被人吁请铸造。只是此处已有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这两个充满阶级斗争意味和意识形态情趣的文学奖项，源于对鲁迅和茅盾的造神运动（如果郭沫若能够略有晚节，既然是三位文学旗手，大概也是一个奖项），而造神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死者和宣传政治的伟光正。多么遗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当代作家们对以这两位前辈作家以及以他们命名的文学奖严重缺乏自信，自忖无以和诺贝尔相抗衡。“东方诺贝尔”文学奖最终是否铸成，还要取决于取名能否达成一致。虽然众志成城一向是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但想在这个问题能够“高度一致”也非易事。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应于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是否可以尝试名之为“孔子文学奖”？孔子，那个被黑格尔全面否定的中国古代圣人，他在山东有标准塑像，在电影中有周润发，在电视上有于丹。

事后顾彬澄清了若干年前的“垃圾论”，表示当时的语境针对几个时尚写作的“美女作家”。然而，中国当代作家的感情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一样容易被反华言论所伤害。据说谷歌因未经作家授权而擅自提供中国作家的大作而遭到中国作协的多次交涉和控诉。虽然山寨中国在假冒伪劣和学术堕落中连百姓基本的居住权都无法保护（“拆”和china的奇妙谐音），但对作家们的“知识产权”如此重视，不能不说是六十年来的巨大成就。2009年，中国作协的官员在法国参加活动时，也曾非常自豪的宣称，中国作家的写作没有任何限制，很自由。这种说法与宣称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如出一辙，也可以算是局部的事实。我们可以自由地讴歌皇权，描述权斗，追忆没有环境污染的童年，畅想民族复兴的“中国世纪”。张艺谋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文化英雄，他的导演作品不仅为演艺界，也为文学界提供了榜样。《我的父亲母亲》对应于《小说月报》上的回忆性的抒情故事，《英雄》和《十面埋伏》对应于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小说，《一个都不能少》对应于面对当下生活时作家们所必须保持的“动人的气氛”（余秋雨语）。

早在五四时期被批判的中国古代文化，像一具具骷髅或马王堆出土的仍有弹性的女尸那样，正以张艺谋和季羡林这样的人为媒介被重新抬上了我们的餐桌。如果你表示毫无食欲以至恶心不已，那说明你的胃没有享受过毒大米地沟油，而本质上则说明你不爱国。对古代的推崇，是这个时代缺乏足以说服天下的政治伦理，而前提是苏联和东欧的全面崩溃以及市场经济和娱乐至死。虽然对古代文化的认识与一届中学生水平相当，但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还是像一剂鸡血或者过期疫苗那样注射进了我们的屁股。国家领导人的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引用也使我们以“国学功底深厚”来表达崇敬和爱戴。作家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盛世，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他们可以没读过几本书，也可以毫无审美能力和思考能力，然后写点“达到发表水平”的东西发表在期刊上，就能加入作家协会，如果能够多发表一些，并且得到作协领导的青睐，又可以给他出书开研讨会，甚至还可以提拔他进入文化机构成为一名国家公务人员。在这个公务员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国度，作家们的奋斗史不可谓不生动传奇。虽然科举制度在中国早已消失，但在文学界却仍然残留着以文取士的古老传统。一个农民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国家公务员，这一流程因为涉及科举这一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完全可以申报非物质遗产。

如果眼下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演员、画家、诗人、摇滚歌手、电影导演，然后还有一位作家。如果这位作家是男性，比较于其他行业的艺术人士，他非常热爱穿黑皮鞋，衬衫扎在裤子里，而且裤袋上还有一串钥匙。如果她是女性，则喜欢穿一种裆部宽大、脚踝窄小的裤子，上衣则以蝙蝠衫为主，个别还要无论冬夏地在脖子上绕个围巾。总而言之，在这群人里，作家要么穿着很农民，要么穿得非常“艺术”。如果这群人组织了一张饭桌，作家大抵是最爱发烟敬酒的那个人。他们因为鄙视同行而不读同行的作品，他们因为为祖国骄傲，喜欢背诵古诗，他们因为崇洋媚外，还热衷于谈论西方大师。而对于正置身的时代，除了作协体制中的人事变动和个人家庭内的小猫小狗，对其他毫无兴趣。他们认为中国威胁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美国要跟我们作对。他们认为贪官没有文化。他们认为包二奶是对爱情的亵渎。他们提议有空去乡下吃农家饭，并且打算在某个著名的乡下买房置地安度晚年。如果酒后乱性，在床上，男作家普遍不行，女作家则很猛。个别作家在酒后还要求去KTV唱歌，而且他们肯定会唱《梦驼铃》和《橄榄树》，觉得这样的歌很有诗意，而且可以一举成名。当然，既然一举成名如此艰难，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悲哀地和卡夫卡是一样的命运，那就是作品将在死后获得大面积的阅读和广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