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形成社会性群体以来，对食物、财物、战利品甚至包括地位、婚配这些与利益和欲望相关的分配方式直接催生了权力。最原始的权力方式即表现在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命运具有生杀予夺的强势地位以及处于弱势地位的向处于强势地位的表现出顺从甚至于讨好。在这一相对关系中，人类社会逐渐产生了公平、公正的道德意识和观念，由此产生了较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群体和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群体。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长河里，前者往往得到生存、延续、发展和壮大，后者则像有机物腐败一样归于被征服、被消灭、被淘汰的历史宿命。这一原始的自然法则至今仍然隐藏在社会万象的背后不为人注意地起着作用。延续至今，世界各国仍然存在着社会公平、公正和腐败问题，只不过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相对来说，俄罗斯是一个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早在苏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国营单位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家拨款和计划内物资的调拨，往往通过向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即可获得比那些“脑筋不开窍”的单位更多的恩惠；一些人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学校读书或毕业后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往往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来达到目的；市民们要买到在街上需要排队很长时间才能买到的商品而在平时与商店售货员“套近乎拉关系”即可方便地从“后门”买出来，如此等等，在当时苏联社会商品匮乏情况下，送的东西很不起眼，两瓶“伏特加”、一条“万宝路”或是更小的礼物也就可以了。这种“不起眼”的行为方式，对于“县官”或“现管”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法律后果，对于无职无权的老百姓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被大家默认的“潜规则”——私下里的“权钱”、“权物”或“权情”的交易。这种不起眼的“小交易”国家很难进行有效的遏止，像病毒一样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渗透和传播，逐渐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苏联解体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俄罗斯企图通过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迅速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结果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混乱。这种混乱局面使苏联时期形成的“社会潜规则”更加盛行，几乎到了若在社会上生存不“照章办事”就寸步难行的地步。那一阶段，我们与俄罗斯航天航空部下属的一个单位进行技术合作项目正在莫斯科，亲历了这一社会混乱使潜规则浮出水面成为公开的社会行为方式的过程。例如，从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货物，不对海关官员行贿，货物很难通关，即使手续齐全了，货物出海关大门时，连大门的警卫也要向你索要20美元才与放行。当时从俄罗斯购买的个人商品，如俄罗斯产的照相机、巴扬琴等，往往在过关时也要向关员塞上10或20美元才能顺利过关。记得1992年春节，我们在莫斯科为了包一顿年夜饺子，专门托人从天津带了两颗大白菜，到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时，检疫部门执意不放行，最后给检疫官员塞了20美元立刻得到放行出关。其实，动植物类物品在哪个国家都是严禁入境的，但在俄罗斯，“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不断有俄罗斯媒体称：“腐败已经成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没有行贿受贿，别想在俄罗斯办成任何事情，腐败就像俄罗斯的严寒与泥泞一样无法根除”。又如，我们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招待所时，遇上了“黄牛集团”从中国送过来67名温州人进驻到该招待所。一进来，一群俄罗斯“便衣警察”就将招待所封锁了，连我们这些正常的住客出入都要向这些“便衣警察”请示报告。一天半夜，从远处的房间传来皮带的抽打声和被打的人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得知，这批温州人是既不允许出去也不允许使用招待所的电话，有一个年轻人偷偷跑出去想找一个公用电话向家里报个平安，没想到在地铁里迷了路，半夜才回来。结果，被绑到椅子上，遭到这些“便衣警察”的毒打。据我们的合作伙伴讲，这些“便衣警察”都是原苏联的克格勃成员，国家解体后不少人失业了，利用原先的权力和渠道与国外勾结起来做“黄牛”生意，通过在俄罗斯周转这些人赚取钱财。正是在这一时期，原有权有势的苏联官员将国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侵吞和瓜分，变为私人财产成为了掌握国家资源和经济命脉的巨富寡头，而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一个腐败“潜规则”盛行的社会环境，国外投资商大都望而却步，不敢涉足其中，因而，整个国家的经济改善除了依靠石油、天然气这些自身能源外，很难得到外来资金、技术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产业结构始终得不到如期的改变，拖延了俄罗斯人实现崛起梦想的进程。
俄罗斯民主思想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俄罗斯民众深受腐败之害。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人们每年送出的“好处费”达30亿美元，工商界被迫送出的红包每年有上千亿美元。俄罗斯行贿受贿的总金额从2001年的36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3190亿美元。2001年贿赂的总金额相当于国家年度预算的2/3，到2005年，贿赂总金额已经超过财政预算的2.66倍。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腐败现象。在医疗卫生领域，一年的腐败金额达到4亿美元；在教育领域，达到5.8亿美元；在军队领域，拥有相应权力的军官贪污资金和军用物资的情况屡见不鲜，仅征兵领域的腐败金额就从2001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2005年的3.57亿美元，通过行贿让自己的孩子逃兵役的家长从过去的50%增至63%。与腐败紧密相连的是有组织犯罪的猖獗，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个黑社会”。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原主席古罗夫掌握的材料，2000年时犯罪团伙控制着近60%的国有企业和50%各种形式的私有企业。可以说，腐败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颗“毒瘤”。
2000~2008普京掌权的8年期间，一直在同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做坚决顽强的斗争，先后拿侵吞国家大量资财的大亨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古采里耶夫、列别佐夫斯基等开刀，然后对各地腐败官员进行惩治。虽然在国家层面对贪污腐败进行了全面围剿，但贪污腐败始终像春天的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遍地有根，屡禁不止。当时，俄议会上院主席斯特罗耶夫形容说：“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普京担任总理的“梅普组合”两年里，两人更是携手惩治腐败，而且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去年开始要求各级公务员向社会大众“晒财产”，日前连续出台了《国家反腐战略》和《2010-2011年国家反腐计划总统令》，其中特别强调让社会大众对贪污腐败要“零容忍”，要打破“社会潜规则”，要铲除腐败的根基和土壤。围绕着两个文件，俄罗斯媒体展现的一系列背景材料使我们看到俄罗斯政府反腐的决心以及制订的新措施、新方向对其他国家反腐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影响：1、 该法令出台前两天，俄总统官方网站和俄政府网站于12日分别公布了梅德韦杰夫、普京等政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的2009年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这已是俄政府高官第二次通过网络“晒个人收入”了。根据梅德韦杰夫2008年12月签署并批准的俄罗斯《反腐败法》，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
2、 4月14日，俄总统新闻厅对外宣布，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关于《国家反腐战略》和《2010-2011年国家反腐战略计划总统令》，确定了中期国家反腐政策的基本方向及其实施措施，旨在消除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指出：社会意识的根本转变和形成严格拒绝贪腐的社会氛围是实施国家反腐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普京拟投资数百亿卢布在互联网上缔造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将俄罗斯所有部门、机构(包括克林姆林宫，总理府等 )、社会各行各业，分门别类单独组成相应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接收来自全俄罗斯乃至全球任何人反映的关于俄罗斯子系统的信息。每一个子系统后面都有一个特别的“安全+司法”小组负责运营。此计划旨在瓦解所有黑恶势力、不良利益集团，扫除政府毒瘤、民间恶行、行业陋规等。普京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俄罗斯的秩序，让人民合法地生活，同腐败分子做斗争。”
4、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公正俄罗斯”党领袖谢尔盖·米罗诺夫表示，“俄罗斯像对待叛国罪那样惩治腐败。”
5、 在俄罗斯，对警察等强力部门从事犯罪活动的公务人员有一个专门称号——“恐龙”。俄联邦最高检察院公布了与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一起开展的“猎狼行动”的详情，并公布了落网大“恐龙”的犯罪活动。普京亲自领导了这场打击“恐龙”的斗争，放话称：“要么经商赚钱，要么靠工资生活——金钱必须与权力分家。这是对每位官员、每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护法人员的要求。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要为国家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
从普京执政以来一贯的思路和行事风格以及继任者梅德韦杰夫烧过的“三把火”来
看，两人都在反腐败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和进一步的想法，不仅仅限于“网渔捞虾”，而是要通过社会系统工程和长期不懈的行动将俄罗斯社会里“养鱼藏虾”的一池污水荡涤干净。是否能够在有别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各国将拭目以待。对于一个从极权主义脱胎而来的俄罗斯，这无疑是另类意义上的一场革命，如果获得成功或是取得显著的效果，无疑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