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童年，白了少年头
钟刚 □广州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从一座昏暗的森林里醒来……”蔡天新在《小回忆》的序言中，引用了但丁在《神曲》里的一句诗，来说明在中年回忆童年，是一件多么恰当而美妙的事情。
在《小回忆》一书中，蔡天新从出生开始回溯，一直写到了十五岁考上大学、离开故乡为止，全书由河流、水井、村庄、广场等32篇小文章组成。
1963年出生的他，在童年、少年时期，完整地跨过了“文革”。“从人生体验角度出发，我们这一代经历‘文革’是幸运了，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对苦难的理解”，蔡天新说，如果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为前提“我依然愿意自己的童年在‘文革’期间度过”。
童年的孤独是对我最大的威胁
南方都市报：书名叫《小回忆》，怎样理解这个“小”字？
蔡天新：原来的书名叫《毛时代的童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能用这个名字。《小回忆》从我出生开始，一直写到十五岁考上大学、离开故乡为止，“小”当然也有“小时候”的意思，它也是相对于宏大的、集体的回忆来讲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童年跨域了整个“文革”，这个时代的童年有些什么特点？
蔡天新：因为母亲的工作变动，我是在七个村庄和一个小镇长大的，从我个人来讲，河流、村野、迁移和孤独，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要画面和要素。有些迁移会和打成右派的父亲有关系，有些原因则非常简单。有一次，母亲不小心，把我“拆子弹”留下的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纸当成了卫生纸，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此开了二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母亲也被调到了一个叫王林施的小村庄做一名小学教员。
有一场批斗母亲的情景，我至今印象都很深。有一天下午，批斗会在黄岩县城主要的十字路口举行，全县教师都聚集在这里，因为这次批斗会，县城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我当时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面，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母亲平静地站到主席台上，接受大家的批判，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十分坚强的女性。据说也是在“文革”期间，黄岩中学一位师母的前夫，因为误将一滴红墨水滴在毛主席像的脸部，吓得上吊自尽。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蔡天新：童年就是一段历史，犹如王朝的开国皇帝，其来龙去脉和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朝代的兴衰和荣辱。而有些人的性格，实际就是在童年形成的，对日后的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中，有一章写的是我对“疾病”的记忆，相比我患过的鼻窦炎、甲状腺肿大这样的疾病，童年的孤独是对我最大的威胁。
当我随着母亲不断迁移，由于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寒暑假，经常偌大的校园只有我们母子两人，最多有一两个值班的老师和工友，久而久之，这种孤独感很容易导致抑郁症。和我同龄的堂侄丹青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没多久，便精神错乱了，需要堂兄照顾，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童年孤独症延后爆发导致的。
南方都市报：你怎样排解这样的孤独，听说你是少年白头？
蔡天新：也许正是因为我有过非常寂寞的童年，以至于“白了少年头”。后来我走过了童年、少年时期，到了研究生阶段，开始写诗后，头发就慢慢变黑了，这说明诗歌至少可以用来做染发剂，让人免受焗油之苦。
南方都市报：童年对你日后的诗歌写作有些怎样的影响？
蔡天新：孤独造就敏感的个性，而敏感是诗人或艺术家所必需的，尤其是那几个忽隐忽现的白色的躯体，成为后来我诗歌画面的空间感的源泉。
我还是愿意在“文革”度过童年
南方都市报：当时除了家庭的不断迁移，在社会上进行的政治运动对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有一些怎样的影响？
蔡天新：“文革”期间，中学和小学一样，只停了一年多便恢复了，称为“复课闹革命”，不过，课程进一步锐减，中学一度只设政治、语文、数学、工业和农业知识五门课。政治、语文课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辅以社会调查，农村中学的理科教学则偏重于实用技术，包括农技、农机、兽医、测绘等。这些对于年幼且缺乏人生经验的我来说，这样的训练恐怕太早了，幸好在我升入中学的那年，增设了物理和化学两门课，这样一来，才不至于让学习太过无趣。当时的教材编起来，也花了很多心血，毛主席语录和思想不只出现在《语文》课本里，同样也贯穿在每一册的《数学》教程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内容其实对我们的成长来说，并没有决定性的坏影响，反而因为当时没有功课压力，并且劳动实践多，既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发育，也没有泯灭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大概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生里涌现出众多杰出人才的主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你还提到自己画旅行图的经历，这应该是你后来热衷于全球旅行的源头吧？
蔡天新：1972年，当尼克松乘坐“76精神”号飞机访华时，对于尚且不满九岁的我来说，这次飞行绝非是政治或外交上的，我特别感到好奇的是：总统先生的专机是如何飞越太平洋的？当时，我就对照一本简易的世界地图，在笔记本上画下了总统先生的飞行路线，图上用几条带方向的线段把四座城市相连。西德总理施密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外国首脑访华时，他们的行踪同样被我记录在笔记本上。这种画旅行图的游戏持续了将近一年，我玩腻了后，再也不满足于为政客们画图了，于是有一天我开始描绘自己的旅行图，把十岁以前仅有的几次旅行也描绘了出来。让我感到自豪的是从出生直到现在，我所有旅行的路线图都记载并且保留下来了。可能小时候去的地方太少，长大以后特别向往去看世界。
南方都市报：你在写作过程中，会不会有意地去修饰过去？
蔡天新：这次写作更像是一次自揭伤疤，我的孤独、我的偷窥经历都是如实地记叙，我认为如果不揭开这些伤疤，孤独或忧伤就不够真实，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真诚比起温暖的笔触更重要。
南方都市报：回过头来看，你怎样看待你的童年和“文革”的关系？
蔡天新：假如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愿意回到从前，在“文革”度过童年。当然，必须有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为前提条件。比我们早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革”甚至反右、大跃进，生命中的主要时光都消耗在了斗人或挨斗中。比我们下一代，比如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或者像你这样的80后，对“文革”或苦难没有任何感受。从人生体验的角度出发，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
当然我所说的“幸运”，一定是有前提的。对文革的反思，始终都不应该停止，“文革”这十年，对中国文化这一个完整链条的破坏，对人和人关系的影响，到现在也都是存在的，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同样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
（原载《南方读书报》2010年4月25日，南方阅读，人物版）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10-04/25/content_10640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