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村逻辑背后的歧视

文 杨猛  

     北京大兴试点对流动人口村庄进行封闭管理，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4月26日新京报）

     网上有评论指出，这是制造事实上的“看守所”或者“贫民窟”。说中了此项荒唐措施背后潜藏的对于流动人口和弱势人群的政策性歧视。

      聚集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多为打工者、低收入人群。近年来的新情况，上访者也喜欢聚集在此。他们从事的工种相近，多为服务性行业或小商小贩。很多还是同乡。比如早年北京的浙江村，是浙江来京做服装的手工业者及家族自发聚集形成；新疆村，则是维吾尔进京务工人员，因语言和生活习惯自发形成。上访者聚集在一起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交流和相互扶持。

     选择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多为无奈之举。外来打工者，工作辛苦，收入不高，租住不起北京昂贵的住房，也经常遭遇社会偏见的伤害，在廉价的城乡结合部栖身，一是经济因素，另外可以找到他们的精神归属感。

     曾经去过北京若干个这样的流动人口村落。发现居住在这里的外来打工者早出晚归，生活艰辛。他们为北京市民的生活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离开他们，北京人每天就吃不上新鲜的蔬菜，北京街头的垃圾就无人清理。跟另一支庞大的都市北漂部落一起，他们共同创造了了北京充满活力的都市生活。

    在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环境脏乱、打工子弟上学困难、娱乐设施缺乏、精神生活单调。原著村民很重要的一部分收入，来自向这些外来打工者出租房屋。但是收钱的同时，当地村落及辖区政府，并没有为流动人口的生活条件做出本质性的改善。

    大兴政府和公安称，实施封村的一个理由是，这种人口流动的村落，犯罪率高发存在治安隐患。
其实，任何治安问题的存在，都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没有充分的证据和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必定是高犯罪率的特定群体。即便的确存在这样的治安隐患，政府更应该考虑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和解决之道。

    如果无法在居住条件、生活设施，及至医疗、就业、住房等根本性问题上解决差异和不公，就无法从根源上减少犯罪，创造真正平安的社会秩序。如果不解决上访的根本原因，只是一味的维稳，同样于事无补。

    现实很冷酷。一边是繁华的北京近在咫尺，一边是条件落后的城乡结合部。这种不平等就在眼皮底下，当地政府视而不见，却试图用一道围墙和通行证划而治之，并美其名曰封闭管理。实际上是借着管理的名义，规避了公权力应该担当的责任，是对流动人口的自由行动权利的侵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歧视。

   城市的活力，在于流动。社区的活力，在于开放。借助行政力量的封村管理，可能带来一时的稳定，其代价是牺牲了公民的尊严和正常交往。通过行政手段一刀切管理的社区，缺乏人性化，也疏离了人与人基本的情感联系。势必搞成一个人心压抑的“看守所”，或者事实上的“贫民窟”。长久势必人为加深人群分化，制造新的不公正及阶层分化，并且强化这种不平等，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