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在下13岁，不谙世事，在天津上初三。懵懵懂懂之中，印象最深的是亲历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学校停课，师生分早、中、夜三班儿，在校园里土法上马，日夜不休炼钢。我在学校广播站夜班执勤，负责播放歌曲和读当天的报纸。奋战两个来月，把拆下的堆积如山的铁门、栅栏和收缴的铁锅铁器等，炼成了一堆堆大铁砣。然后，敲锣打鼓游行，向上级报喜。

 第二，参观天津东郊新立村亩产15万斤水稻的样板田。当时，《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一张后来被证实是造假的照片：田中密实的谷穗竟托住了一位小姑娘（说明亩产“放了卫星”）。这可能吗？我当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参观时，不识时务的中学生们就窃窃私语，认为这是造假。因为样板田的水稻密不透风，显然是移栽过来的。稻田上方吊起多盏灯泡照明，田埂四周用十几台鼓风机不断向里吹风。我记得一伙伴小声质疑：“亩产15万斤，每麻袋装100斤，得装1500袋，这块地方（指样板田）都摆不开……”我则笑着回答：“挖地三尺，连土带稻子一块称，也到不了15万斤……”带队老师装听不见，面容严肃，一言不发。

 近日拜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先生《“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北京党史》2008年第4期）一文，很有感慨。文章指出：“质疑的声音在当时无法发表，而此类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的假信息，则能够把大科学家钱学森弄糊涂，连亲身种过田的毛泽东也对粮食亩产超万斤甚至百万斤信以为真，叹曰：‘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便成了高指标、高征购的决策依据，直至交完最后一粒粮的农民变为饿殍。”

 50年后，一张华南虎再现丛林的照片，被某地方政府公之于众，随之社会舆论一片质疑，很快造假者便自陷尴尬，造假的危害也只限于一场闹剧。两张假照，两个时代，是舆论一律好，还是舆论监督好，不言自明。

 的确，50年前连13岁的小毛孩子都看出来的造假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心中都是明镜一样的。但为什么都噤若寒蝉呢？原因有二：第一，1957年之后，知识分子为身家性命计，生怕被打成阶级敌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第二，党员干部则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保持一致。即便看出问题，也得无条件服从，因为这是革命者对革命忠诚的表现。唯独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才能指出皇帝的新装——童言无忌，童言可畏。但遗憾的是：等小孩子长大后，绝大多数则混同芸芸众生，又一声不吭了。

 亩产15万斤水稻，陕西再现华南虎，两张造假照片相隔50年，在下都亲历了。二者性质都一样，但结果大不同——毕竟昭示了时代的进步。

（刊于《中老年时报》201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