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广东雷州以及江苏泰兴发生的校园血案，引起种种议论，一种怪异的论调也夹杂其间，该论调称“媒体成了校园杀童案的帮凶”，新闻媒体对血腥案件“有闻必报”，给了其他犯罪分子 “暗示”或“示范”，间接对暴力推波助澜。

面对这种指责，严谨的、有良知的媒体人承认媒体应该反思。南方日报引用专家的话称，媒体报道不应抛弃社会责任。其他有代表的观点，一个是长平在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杀童案报道的媒体伦理反思》。一个是晶报社论，《斩断犯罪传染，媒体应有责任担当》。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思意识过于强烈了。

首先，他们都讲到校园暴力犯罪的“传染性”或“示范”效应，以及媒体推波助澜作用。但他们同时都承认南平、雷州、泰兴三起案件并无必然联系，同类犯罪的“传染性”、犯罪分子的“示范”，似乎都是一种学术上的假设。换言之，校园暴力犯罪是否具有“传染性，还不确定。既然不确定，为什么要言之凿凿地说媒体成为“传染”中介呢？退一步讲，媒体即使对不确定存在的犯罪“传染性”，也要慎之又慎，但是，长平等人对媒体作为传染中介的具体机理，却语焉不详，甚至是自相矛盾。长平说，“对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不仅有示范作用，同时也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无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唤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人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激发了恶念，又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收起了屠刀。”也就是说，潜在杀人者看过相关犯罪报道后，是起而模仿还是放下屠刀，也并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在媒体“暗示”、“指引”下走向犯罪？媒体反思者并不清楚。这些问题都不清楚，为什么就说媒体对暴力推波助澜了呢？

其次，反思者称媒体不应该抛弃社会责任，如果强调作案者人生悲剧与不幸，媒体报道就“失去了道德基线”，就有为犯罪最合理化解释之嫌。这种指责也有点苛刻了。媒体的基本操守是记录社会真实，本质并不具有解释社会现象的职责。深度挖掘犯罪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也并不代表随心所欲的“解释”，更不是为犯罪开脱。如果只浮光掠影记录社会现象，甚至只会粉饰太平，这样的媒体是抛弃了行业本分，更是抛弃了社会责任。

关于校园杀童案，抛弃社会责任的，似乎不是媒体，而是其他失职的社会组织。“媒体成校园血案帮凶”这个论调不靠谱，主要是因为，它把如何防范校园血案的讨论，引向一个次要的方面，屏蔽了更主要问题的追问，似乎在为不作为的机构推卸责任。与其这样避重就轻地推卸责任，不如做些实事，比如像北京西城区那样为学校配备警用钢叉，或者像郝劲松那样，呼吁一下校园安全立法。

201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