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引发了多方关注，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上海版教改纲要的详情，市教委近期连续组织了多场专题新闻发布会。4月2日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上海市教委为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出重拳，将对高校的办学质量进行绩效评估，制定出官方版“大学排行榜”，学校的排名将与财政拨款紧密挂钩。（东方早报4月3日）

重视教育经费使用的绩效监管，是十分必要的，上海教改《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加强教育专项经费投入的绩效评价，逐步形成制度化，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但是，谁来进行绩效评价，绩效的标准是什么，不但关系到能否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真正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也关系到能否引导学校真正办为“好学校”。

从上海制定官方版“大学排行榜”的思路看，进行大学绩效评价的无疑是“官方”，亦即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具有政府背景的评估机构，而采取的绩效标准，极有可能是教育部下属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于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所用的绩效标准——据上海教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制定官方“大学排行榜”是受了这一排行榜的启发。如果如此，官方“大学排行榜”将阻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不利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也将误导学校的办学。

众所周知，上一轮持续五年时间的本科教学评估，已将行政评估的弊端暴露无遗，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评估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导致学校千校一面、缺乏个性，与此同时，由于行政评估结果与利益直接挂钩，导致权力寻租、弄虚作假在评估中频频发生。为此，教育界呼吁取消行政评估的声音高涨。基于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在关于大学评价方面明确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一纲要文本根本就没有提到行政评估的问题，传递出强烈的取消行政评估的信号。

制定官方版“大学评价”，显然是走行政评估的老路，而不是走专业评价道路。这很难落实上海教改《规划纲要》所提到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模式，发挥法规、规划、标准和拨款机制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推动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依法治校、科学管理，更好地提供教育服务。建立教育服务多元评价体系，实施政府监督与社会民主评价、专业机构认证、中介组织评估相结合的制度。”试想，既然存在与拨款挂钩的官方版“大学排行榜”，学校的办学能不按照排行指标？怎能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既然有“权威”的官方排行榜存在，谁在乎社会评价、中介组织评估、专业机构认证——这些评价、评估、认证有啥用？

具体到官方版“排行榜”可能采用的评价标准，就更让人为大学的未来发展揪心。去年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选择了16项产出指标，这16项产出指标是：当量在校生数、当量学历在校留学生数、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别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一等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二等奖数、省部级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奖数、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鉴定成果数、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转让与当年实际收入金额、专利出售与当年实际收入金额。这些指标给我们呈现的“好大学”，就是规模大、论文多、成果多、获奖多。通过这些指标，我们看到所有大学追求“高大全”，用数量指标考核每个教师，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的焦虑之中，不见大学精神，不见学术尊严，只见课题、经费以及为课题、经费而演绎的行政权、学术权之争和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和抄袭。

大学的发展，当然少不了评估，但评估不能由政府部门进行，而应该由社会专业评价以及受教育的评价组成。社会专业评价即独立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价，而受教育者的评价，则是对大学的选择，具体包括报考选择和接受教育期间的选择。我国的专业评价，由于行政评价的存在，一直未得到有效发育；我国高等教育，由于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因此，受教育者的评价与选择，也就无从谈起，这导致大学的竞争性弱。从这一角度看，政府要引导学校重视“绩效”，其一，应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真正推进大学的自主招生，让受教育者可以选择大学；其二，改革高等教育学籍管理制度，真正建立大学的“立交桥”，实行自由转学制度和淘汰制；其三，加大教育信息公开力度，尤其是要求每所学校公布财务收支情况，这一方面为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服务，另一方，让纳税人和学费缴纳者知道学校将钱用到何处；其四，政府部门彻底退出评估领域，给专业评价以生长空间，由此建立权责明晰的高等教育“管评办”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