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7日，北京大雨，当天的《北京晚报》上刊登了《巨幅挽联诉说“宗师风范”“馆员楷模” 雨中送别任继愈》的消息；回想起当天早晨，我乘和谐号动车组赴京时，在济南买了一份《齐鲁晚报》，该报刊出《青未了》特刊《齐鲁双壁世纪本色谨此纪念--任继愈先生》。
2009年7月17日傍晚，我冒雨终于赶到北京大学，吊唁了季羡林先生。按照山东老家规矩，我给季老磕了头。身临现场，感受深刻。季老巨幅遗像上，记录着他生前慈祥的面容、深邃的目光。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出北京大学乘车南行，在中关村南大街国家图书馆附近的大楼上，我看到了任继愈先生题字。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他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他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
2009年7月19日，人们送别季羡林先生。次日，《新京报》刊文《季羡林遗体火化》、《各界人士奔赴八宝山；铁凝、钱文忠等前往吊唁数千人送别季羡林》。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大言稀声，大师们可谓金口玉言。作为社会学者，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季老、任老和我都是山东省西部人。季老家乡临清市离我的家乡（夏津县）十几里地，在南边；任老家乡平原县离我的家乡几十里地，在北边。
作为后来人，我将学习二老的学问、道德、文章和做人(季羡林留给我们什么)。
今写此文以志纪念。
相关链接：
中国政府网：季羡林、任继愈的家乡人民深痛悼念两位文化老人
附加：
相关人物： 抗日名将张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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