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十多年前写的,这两天看到我们所的学生纷纷在博客里贴对老师的回忆,于是我也把旧稿翻出来重温一下。)
从大学到中学到大学,我见过形形色色的老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但教学水平高超、学术思想深邃,而且还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因此时常回想起当年受教师门时的一些小事,虽然年代遥远,如同雪泥鸿爪,却实在弥足珍贵。如果说是影响了我生命的历程,那都未尝不可。因此现在我就要执意写下来以为纪念。顺便说一下,叙述以时间先后为序,[1]和各位老师的伟大程度无关:
一
我所就读的是个乡村小学。不过,不是纯粹的乡村,它紧贴城市,天地并不广阔,名叫郊区,是菜农聚居的地方。有不少城里的小孩也都在这里就读的。印象中,值得注意的老师有二个:江老师、蒋老师。
江老师教语文,他的体貌如下:
个子还算高,穿着不太体面,相貌算过得去,只是不帅而已。惹人注目的是有一口黄牙。而且黄中透黑,色彩斑斓,色与色之间,几乎没有过渡,让欣赏的人感到紧张。
但是,这点无伤江老师的心灵之美。有一次,一个社会青年到学校的操场上物色徒弟,笑语喧哗,闹得鸡飞狗跳。江老师不畏强御,上前制止,说:“这是学校,要吵,你到外面去吵罢。”那个人渣愣了一下,说:“你是当老师的吗?”江老师自豪地说:“当然。”人渣于是粲然的笑了:“你看看你那口牙齿吧,还当老师,还来管我。”江老师也愣了,脸上飞起一朵红云,嘿然不应。我在旁边洗耳恭听,隐隐觉得人渣说得也不是毫无道理,我猜想,他本来对老师还是尊敬的,在他心目中老师的地位太过崇高,而江老师的仪型可能破坏了他内心的崇高,所以他这样愤世嫉俗,沦为人渣。不过他犯了一个错误:以牙取人!如果他能对江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睁开的眼睛去看江老师的心灵,闭着的眼睛忽视江老师的牙齿,于人于己,就都还不错。
有一点不能为贤者讳,江老师是高考的落榜者,他没上大学可不关文革什么事。因为他初次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时,文革早就结束啦!早就恢复第一次高考啦!他上不了大学只能怪他自己不上进,就象我叔叔同时不上进一样。何况,当时考大学比现在容易得多。不过江老师还自觉,不找借口,我没听他说过文革什么坏话。
我至今还能清楚记得自己和江老师的初唔,当时他和蒋老师抬着一张课桌在操场上走着,初升的朝阳射在他赤红的额头上。我背着书包,系着红领巾,咬着手指头,站在靠他很近的地方,好奇而鄙夷地看着这个高考落榜者。他剃着一个乡下会计头,对我笑了笑,牙齿在阳光下闪烁,象苍蝇的翅膀,一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样子。天啊!他凭什么,就凭他高考落了榜。我当时以为他毫无羞耻。等到后来他成为我的班主任,我才发现自己错了。原来落榜一点也无伤江老师的学问之好,这和蒲松龄的情况比较相似。虽然江老师对自己的学问从不张扬,上课时却免不了会露点马脚。板书时,他偶尔会写出几个繁体字,比如把军队的“军”写成“軍”之类,但他悟性好,往往会马上悟到,立即用黑板檫抹去,重新写上一个不繁体的字(而我从来没看见蒋老师写过繁体字)。说来好笑,我们班上竟然很有几个好古敏求兼食古不化的人,这时往往插嘴,哎哎江老师,就写繁体字罢,繁体字多好看呀!可能他们这时《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看多了,染上了封建流毒。江老师是不会放任他们的。江老师虽然不是从旧垒中来,但从他会写繁体字来看,旧学修养很深,因此深知繁体字的害处。每到此时,他照旧是坚决地擦掉重写,从不卖弄。孔乙己比不上他。
每星期固定写作文的日子经常使我们又爱又怕。江老师这时经常把讲桌搬到教室一侧。搬把椅子,坐在那里,样子很威严,俨然宗师。椅子上同时还要蒙着一件旧的军大衣,象一块传了几代的皋比,很为我们的宗师增色——不写作文的日子,军大衣就要撤去。这是规矩,暗示着文章在江老师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谁写完了,谁就拿上去给他批阅。人不许走,站在他后面,随时准备全盘接受他的嘲讽和朱批。我虽然比较的会写作文,这时也不由得紧张。因为江老师不但是个学者,于文学也很精通。我的那点写作才能他当然看不上眼,他常常会转过脸来,语气沉重地恳求我,你也用两个形容词啰?太阳这么大,就应该说“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义务劳动当然会“热火朝天”……春游玩得这么高兴,难道不会“依依不舍”吗?……在他的教导下,我的作文开始有声有色,背成语占去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虽然我始终没有变得江老师那般才华横溢,但写起东西来,象我妈那样的半文盲想全看懂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江老师出身很好,照样多才多艺。他兼教我们体育课,象斯巴达人训练战士一样,很野蛮地训练我们,只要是万里无云的烈日,他就把我们赶猪一样赶到操场上,逼着我们不停地左转右转。他教的转法很正规,转的时候,脚板一定要始终摩擦地面,虽然我家很穷,却不怕磨坏鞋。因为跟着江老师能学到东西,学到东西不能不付点代价。不过江老师要求太严格,对优秀学生很客气,反之就不客气。我又瘦又小,不太优秀,上体育课难免被他讥笑。夏天他名我“骨头”,冬天他称我“乌龟壳”,都很形象。因为我夏天的排骨格外鲜明,冬天则脖子老缩在黑乎乎的领子里,看上去确实不成器。
又是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了,我们鱼贯来到操场。江老师把我们编成两两一队,分别赛跑。谢天谢地,我的对手竟是我平常看不起的老鼠。
江老师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用一根质量很好的鞋带穿着,[2]看上去很英武。他真是文武全才。我和老鼠战战兢兢地趴在起跑线上,江老师把哨子吹响了,我憋着气,甩开两条瘦腿把老鼠远远抛在后面。按惯例,江老师会叫每组的优胜者又分成两两一组赛跑。我趾高气扬地站在优胜的群里,神气活现地和他们讨论跑后感,同时心里痒痒的,等待江老师的重新分配。一组、二组……五组……八组……,一对对跑出去了,江老师没有安排我。他完全忽略了我的胜利果实,好象我尿检阳性,吃过兴奋剂,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我站在那里,虽然年纪不大,仍有些尴尬。旁边有很多小姑娘围观,尤使我心头恨恨。我同桌的小姑娘也看不下去了,为我鸣不平,说:“江老师,还有褚枕石呢。”江老师轻蔑地扫我一眼:“他,就算了罢,阿圈似的。”[3]阿圈,阿圈是谁呢?我傻乎乎地问江老师:“老师,阿圈是好人还是坏人。”江老师悲天悯人地看了我一眼,说:“好人。”然而我看出他的意思来了,我想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那这样的话,你妈是阿圈,你爸也是阿圈。你老婆孩子爷爷奶奶都是阿圈。”但终究不敢。长大后,我怀疑阿圈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阿Q了,这才越发佩服江老师的文学修养。他的比喻多形象啊!看问题多深入啊!我战胜了更委琐的老鼠。那又怎么样,不正象阿Q欺负小D一样吗?不正是胜固无聊败更丑吗?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很高的觉悟,能每天深刻地反省自己三次。我反而恨起了江老师,开始到处造谣江老师和蒋老师的风流韵事,说他们在教室拐角处吊膀子,说他们在厕所后面互相掏裤裆,说他们……反正我不保守,尽自己所知,什么下流说什么。而且,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突然对色彩非常敏感,特别是对凡高也敏感的黄色,我想我肯定比凡高还要敏感。我觉得江老师的黄牙特别醒目,黄得让我头晕目眩。(我的语文成绩急速下滑,头晕使我丧失学习兴趣)——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主观条件明显具备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中国就会有我这样一个拿得出手的东方凡高了。
即使现在写到恨江老师的时候了,我也不能忽视他的口才。碰上雨天,体育课上不成,我们就龟缩在静静的教室里,听江老师讲着恐怖的故事。什么无头人啊、僵尸跳啊、古堡幽灵啊……我殊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新鲜事。我的母亲也不知道。当江老师在书海中遨游的时候,她却和我外婆联手,拉着满满一板车酱油在马路上狂奔。[4]虽然比鲁迅懂得稍多,道路很熟,不局限于高高的院墙上四角的天空,却也仅仅是浑浑噩噩地劳动、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如此而已。她不能教我什么,只有在江老师的教导下,我才明白了这世界的复杂和多样,这对我们长大后适应社会是极其有益的。我们知道了那么多的鬼怪的事,现实中一般的杀人放火的事对我们就减少了畏慑力。不过,也只是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现在,我才逐渐、真正明白江老师的一片苦心。
[1] 本来我也曾考虑过以姓氏笔画为序,但后来放弃了,一则是因为“编年体”眉目更为清晰,一则怕反而给大家造成文章中有的老师可能更伟大的假象,那就有违我的初衷了。
[2] 此种鞋带七十年代末上海所造,当时颇为时髦。为两组暗绿色的经线以互成90°角编织而成,每组经线的组织点都是一上一下。浮在表面的一组经线上下分开,沉在下面的一组经线则以45°角从中穿过;然后,上浮的一组经线改作下沉,下沉的一组经线则改作上浮,如此循环编织……质量优良。请参看《中国纺织史》589页,上海春申出版公司,1981年版。
[3] 我们那里把扑克牌的女皇“Q”叫做“圈”。江老师说我是阿圈,是知道我文化程度低,这样叫也许我听得懂,并不表明江老师也不会读。希望大家注意。
[4]她们是被酱油厂雇用,专门给城里各商店送酱油的。每天要拉四五车(大年三十可能会减一车),早上四五点出发,下午四五点回来,天天如此,根本没时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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