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运行和治理结构来讲，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权力集中，权力重心在上。重心在上，就蕴藏着很高的不稳定势能，就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成本去维护，比如一个信访问题，简直可以说围追堵截都用上了，仍然是担惊受怕，这个国家治理得很辛苦！与此相关的是，中央政策，要么不具有可操作性，要么具有可操作性却又无法难符合各地实际情况，实际上，大多属于前一种情况，因此，中央政策只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加之中央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就必然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在已经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或社会中，治理重心下移了，上面乱了，下面可能不会乱，而下面乱，则多是地方性的，上面不用有大的担心。这我中国情况相反：下面乱了，会互相传染，所以，上面害拍；相反，上面乱了，下面更乱，而且是全局性的。

　　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必须重心下移。所谓重心下移，就是地方自治。这就是说，除可以界定的少量权力属于中央和高层政府外，大量的权力、特别是难以界定的“剩余权力”是留给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地方自治最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一做法在欧洲沿袭下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成为世界潮流。地方自治需要确立地方公共团体事务优先原则，即市镇村最优先、然后是省市县优先的事务分配原则，而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民、全国性质的事务。其实，大量的事务是地方性公共事务，由市（县）地方政府来解决最合适，也最有效率。同时，市（县）这个层面也是普通老百姓有能力关心和参与的层次，也最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度。这样，省一级就代表中央对市（县）地方政府进行监督，主要是国家法律法规，内容主要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广大公民自下而上直接参与市（县）地方事务，并对市（县）地方政府进行民主监督。

　　市（县）层面的民主制度可称之为大众民主，而省以上的民主制度可称之为精英民主，可采用代议制度。这样的大众-精英双层民主制度在我国可能比较现实，是中国实现民主改革的可行路径，也最符合效率的原则。与此同时，在市（县）这一层面，应该是党政合一的，书记兼市（县）长，常委兼副市（县）长，副书记具体负责党务，直接体现共产党执政，减少执行中的干扰、磨擦，提高效率。相应地，书记不再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更好地发挥人大的立法和监督作用。当然，为节约成本，最好是像美国那样，州以下是没有议会的，我们也可不设立人大和政协机构，因为，在市（县）层面上，是可以直接面对市民或公民的。

　　地方自治，也可以说是分而治之，将大国的复杂问题简单化。最近笔者去了一趟台湾，最大的印象是：台湾老百姓心态平和，秩序良好。据说每年选举的时节看起来是乱糟糟，但我觉得有集中而合法释放一下心理压力的社会调节作用，未尚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