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华社时评《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称“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或许这是官方正式对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积累起来的贫富差距的认可吧。
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是个一直存在但一直为官方和一些主流学者否认和回避的问题，是这种否认和回避导致了今天的“逼近红线”。
展示一下经济学家们的态度吧。
态度一，不承认。
厉以宁在2002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说，全国整体基尼系数要在城市与农村分别计算的基础上“分层加权”；按城乡“分层加权”方法衡量，我国整体基尼系数水平只有0.32～0.35，远没有达到警戒线水平。翌年，清华大学博导师朱老师说，“收入分配不均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到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中国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态度二，作为国际通常标准的基尼系数与国情不符。
2006年，刘吉在《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的文章说，“基尼系数是工业化后一元结构社会贫富的一个表达，对于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加上东西部差距，可以说是多元结构的社会，本质上是不适用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已经许多年，并没有出现所预言的什么危机”。同年，魏杰在《光明日报》发表《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言称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评判标准“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抽象”，“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混淆了“收入差距判断与收入差距影响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也超过了警戒线”。更有经济学家对研究者使用基尼系数气急败坏——2007年，自称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而对其不屑一顾的张五常接受“南都”采访时嚎称，那些计算基尼系数研究人都“没有念过书”、“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态度三，胡搅蛮缠。
厉以宁：“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给人带来的伤害越多，社会收入就会越高，所以拿枪比拿刀的收入高，拿炮比拿枪的收入大”。
可是，“分层加权”算下来的基尼系数极端值是“零”啊——厉老师不会说我国还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吧？
可是，2003年，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标准衡量，我国贫困人口已经2.17亿，占全部人口的16%。从1990年到1998年，我国五等份收入分组中除最高收入的20%人口占有的GDP份额上升了4.8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四个收入组中的人口所占GDP份额全部下降；从GDP绝对增加额分布看，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增加额仅占全部增加总额的5.59%，而最高收入20%人口的增加额则占全部GDP增加总额的49.62%。真要等到差距恶化到导致社会激变，其影响才“严重”、才“不适当”？
可是，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的工业化相比，200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最高为97%，最低为50%，全国平均实现程度为74.39%。基尼系数怎么就不适用了？
基尼系数太好玩了——最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最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概念。
总设计师有言在先，“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所有事关“两极分化”的问题也就都成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是个政治正确问题。想起一次在职硕士答辩，论文的核心论题是两极分化——如何表现、如何严重等等。当场被提问：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改革失败了？那位同学只剩下汗了！
就这样，今天我们逼近了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