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系列杂文

赵作海哭了 剖析河南商丘“冤假错案”（一）

文/梁石川

针对商丘市出现赵作海“错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起案件有很多疑点，却出现了这样的判决，3家办案机关都是有责任的，是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是的，张院长此话不假，以前，笔者在另一篇博文中提到过：“如果公检法三家办案机构，在面对一起疑点重重的案件，穿一条裤子，把一起错案办成‘铁案’，对于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将是恶梦的开始。”

笔者不得不说，张立勇院长面对记者的时候，内心矛盾重重。当初侦办此案的商丘市公安局柘城县分局面对这起疑点重重的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一种高压状态，抑或有比拿“精神病人”顶罪还严重的心态。人们都能想到，当初此案卷宗的形成，是一份“带血的卷宗”。比如新京报在本案的报道中提到“不说，他们就弄死我”。为了证明自己被打，赵作海指着头上的疤，说这些都是用棍子和枪把打的。他告诉姐姐：“打到最后，他们要我说啥我就说啥。”

如此以来，赵作海只好叛变了自己良心和“老实交待”。因为他是十几亿中国公民中的一员，他面对公权力不得不底头，棍棒与枪在他眼前晃着，被打怕了的赵作海只好任其教唆，让咱说啥咱说啥，不说就可能承受更多的肉体的折磨。说到此，笔者又想起了孙明，那名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干警，因提合理化建议，被解除公职，穿“全国最牛警察检讨书”去北京上访，最后被自己的娘家人——商丘市公安局“刑拘、殴打、戴脚镣和体罚，患上严重心脏病”，时至今日，仍旧派人监视其家人居住，生怕人家四处去说，坏了“大事”。

像赵作海一样，孙明所承受到的压力，同样来自我们一线办案的商丘市公安局等相关执法机关。当初那名崔姓的局长面对仲裁机关、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河南省人大等相关监督部门和执法机关的批示或者法院判决的时候，大言不惭地说出：“那是一纸空文”，社会舆论、媒体的报道，就变成了另一种苍白。因为，他把自己的话当做了真理。

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柘城县公安分局在接触到这起赵作海“碎尸案”的时候，人命关天，不可能不进行缜密调查，不可能不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汇报。为什么会出现“刑”供呢？是一线干警“邀功请偿”心切，还是另有内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终却形成了“错案”。那时，检察机关是不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漏洞百出的卷宗在自己的眼前，一闪而过，大字一签：“逮”，这罪基本定局了。最后到了法院，法官也喝的醉眼朦胧，迷迷糊糊就弄出一个死刑，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荒唐的很。

笔者在此本想说一个“责任心”的问题，现在也懒得说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责任心”可言，抑或是他们不配听这三个字：责任心！事实上隔以前，笔者在看到新华社的专电说：”河南省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10日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商丘市委高度重视‘赵作海’案，并对查究追责、赔偿和‘碎尸案’侦破等提出明确要求，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处理好‘赵作海’案。他说商丘市已成立专案组，立案查处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时，应该为赵作海们感到庆幸，因为必竟，河南省司法部门勇于纠正错误，让漫长了十年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处，证明了我国的司法有所进步，也维系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一个大原则，这不容质疑。但是责任追究必须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用法律来维系“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不容质疑。有很多问题，不是把当初的涉案人（知情人）藏了，就能息事宁人的。要把问题讲清楚，举一反三，河南省委省政府、政法系统应该把这些个问题，都摆到桌面上，不仅要把事实澄清，而且要彻彻底底扭转象商丘市3个执法机中存在的问题一样，彻彻底底让公民感觉到法律的威严。因为，依法治国这不是一句空话，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这里要特别要说的是商丘市日前召开的公、检、法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不要只是一个“事后诸葛亮”，摆设会议。（下篇：赵作海哭了，国家赔偿花的谁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