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立足于当时背景曾言道：“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而现我们的学术界遇到的问题却是：很多学者对“送来”的东西津津乐道，而没有丝毫的恐惧。这种现象不但折射出了我们对本有的东西缺乏信息，也折射出我们内心“拿来主义”的缺失，我们不能够、或者说我们没有意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做的只是被动的接受别人“抛给”的东西。
让我们姑且把现在的国外理论等同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大宅子”，面对这所“大宅子”，学者们需要的也正他说的“拿来主义”的精神。只有心怀“拿来主义”精神的，才不会成为“徘徊不敢进门”的“孱头”，才不会变成“勃然大怒”的“昏蛋”，更不会沦为“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按照鲁迅先生所述，拿来主义者：看见鱼翅，不会因为为了彰显自己的“平民化”而将其抛掉；看见鸦片，也不会为了突出自己“彻底革命”而“当众摔在茅厕里”。
在国外理论的面前，学者又该何去何从呢？坚持鲁迅先生的观点：“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如何取舍又要求我们“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引进的理论上有所创新，使引进的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新理论，而我们也成为新理论的创立者。这样下来，就和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想吻合了。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我们要进步，自然就不能走历史的老路子，坚守“闭关主义”。“闭关主义”势必导致“送去主义”。“送去主义”后果除了能显出自己“丰富”和“大度”以外， 却不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半点东西。当我们“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后，在“佳节大典之”际，我们的子孙却再也“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当然，在“拿来”之后，我们还有研究我们“拿来的东西”的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要研究它的产生的环境，还有深入我们当前的形势。也只有这样，才能辨别我们“拿来的东西”是“精华”，还是“糟粕”？然而，有关西方理论是不是都像余斌先生所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科学与伪科学的混合体”（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我们不做争论。我们还坚持我们原有的观点：理论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理论只有适用与不适用之别。
行笔于此，有关学术研究应持有的态度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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