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所谓的被害人“复活”回乡，蒙冤11年的河南柘城县“杀人犯”赵作海被无罪释放。5月11日，赵作海首度开口向媒体谈到当年被刑讯逼供的全过程。其中不少细节令人震惊。他说：他们用枪砸我的头；用擀面杖一样的棍子敲脑袋；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个鞭炮放我头上，点着。他们还威胁，若不招供就秘密处决（《新京报》5月12日）。

　　尽管刑讯逼供的事例没少听说，但赵作海所遭受的苦难还是让人大感意外。这样的办案手法，恐怕连老虎之类的猛兽也得乖乖听话。赵作海经不住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可以想象他当时受到了怎样的屈辱与绝望，他的人格尊严在暴力下是何其渺小。

　　我想，如果残暴的刑讯逼供可以调查到真实的供词，可以让顽固的嫌疑犯原形毕露，那么要警察干什么呢？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或许就能胜任此工作。显而易见，我们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加入警队，又是要求学历，又是要求思维能力，目的是希望他们通过智慧办案，而不是动辄使用暴力。因而从农民赵作海的经历来看，我只想这样怀疑：赵作海案的办案警察如果不是“临时工”，那就是通过走后门方式混入警察队伍的“社会人员”。

　　警察的职责是什么？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第一项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所谓的侦查，无疑是通过逻辑推理等智慧手段进行的活动。而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则属于犯罪活动，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罪。警察以肉刑套取供词，与其职责行为无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但通过佘祥林、赵作海等案，我们得知不少警察不愿意动脑筋调查取证，而喜欢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提高办案效率，谋取工作成绩。当然，在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与审判过程中，口供是各证据种类中使用最多的证据形式，甚至是最重要的证据形式之一。这在客观上也容易导致部分办案人员为了口供而不择手段。

　　几乎每一起冤案的背后，都有残酷的逼供行为。而几乎每一起逼供行为的背后，都有扯不清的利益纠结。赵作海冤案昭雪后，尽管商丘市政法委书记亲自登门道歉并表示决不回避错误，但我们还是看到，目前追查的责任人只是三个普通警察，此前媒体报道的三个已“升迁”责任人，却不在其列。我不能肯定三个责任人的升迁是否与11年前“成功侦破”赵作海杀人案有关，在汹涌的民意下，对这几个晋升为公安系统领导的涉案人员没有一个说法，难免让人觉得刑讯逼供问题的不简单———没有上司的同意甚至参与，没有他们的签字，普通警察是不容易办成刑讯逼供案的。而这些升迁的领导背后，又有没有其他领导呢？在公、检、法各个环节中，一个错案很有可能推倒一副多米诺骨牌。

　　虽然刑法中有刑讯逼供罪，但我们想问的是：有几个警察因为此罪行而锒铛入狱？这样的事例太少了，也许它的少，可以理解为刑讯逼供案多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的制度也应当检讨过分强调口供的弊端。既然零口供判案在现实中有可操作性，那么就不该继续强化口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