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合作社终止了对Dairylea品牌牛奶的销售，转而投资于美国东北部的牛奶加工企业。截止到目前，合作社已经在牛奶关联产业投资了1000多万美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起，Dairylea又重新开始了牛奶市场服务和组织业务，并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10年间，其销售的牛奶数量翻了3倍，达到了年均55亿磅；销售额同样翻了3倍，达到了年均10亿美元。目前，合作社已经成为美国东北部最大的原料奶提供商，并和这一地区所有牛奶加工大企业都签订了牛奶销售合同。

1999年，Dairylea和美国奶农协会东北区分会合作，构建了牛奶市场服务系统（Dairy Marketing Services, 简称DMS)，这个系统为9500个奶农提供生鲜牛奶市场销售服务，年销售量达到160亿磅。

Dairylea既是DFA的团体会员，又通过DMS为其成员服务。这种多重身份使得Dairylea也具备了多重服务功能：一是作为合作社，Dairylea把成员奶农有效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保护奶农利益；二是DMS系统为其成员奶农的生鲜奶销售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美国东北部奶农的原料奶的销路和价格都能够得到保障；三是Dairylea和美国东北部的重要奶制品加工商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价格平衡的平台，共同构建了原料奶价格形成机制，这样的价格水平，既能够保障奶农的利益，又可以使加工企业有利可图，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从而使奶制品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都能够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次会谈以及会谈后认真研读了Edward提供的有关资料，我对美国的农民合作社有了进一步了解，一些长期困扰在国内学术界，同时也是我本人苦苦思索的问题有了初步答案。比如，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合作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通常的说法就是“民办、民管、民受益”，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从形式看，Dairylea的“自愿联合”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强迫奶农加入或者不加入（实际上，在美国这个社会里，也没有人能够强迫别人做或者不做什么，除非违犯了法律），但“民主管理”似乎很难谈得上，因为Dairylea本身是一家企业性质的机构，当然按照企业的规则进行管理，并没有给加入的奶农任何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但Dairylea无疑又是一家合作社，这一点，Dairylea的网站上是这么说的，Edward向我介绍Dairylea的第一句话也是这么说的，这不是标榜，而是的确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其成员奶农经常讲到的“我是Dairylea的一份子”时的那份自豪感和满足感，实际上是其自身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的反映。既然利益保护的目的达到了，是否参与管理难道很重要吗？

所以，合作社发展中的“民主管理”很有可能是个误区。我们查阅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各个时期的章程，都没有发现和“民主管理”相对应的英文表达，比较接近的是“民主控制”用的是control这个词。即使是早期的罗虚代尔八项原则，也是：（1）入社自愿；（2）一人一票；（3）现金交易；（4）按市价销售；（5）如实介绍商品，不短斤少两；（6）按业务交易量分配盈利；（7）重视对社员的教育；（8）政治和宗教独立。根本就没有“民主管理”的概念。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代尔合作社的原则列为联盟章程，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办社原则，所有加入该组织的成员，首要条件就是要承认罗虚代尔原则。后来在修订时，才加上了“民主控制”原则。记得在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时，苑鹏教授曾提议把“民主管理”改成“民主控制”，当时收到了很多起草小组成员的反对，由于反对的意见占大多数，所以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今天看来，这种“民主”出来的结果并不一定正确。通过这次访谈，结合我自己对国内合作社的调研，所谓的“民主管理”，在合作社规模较小的时候是适用的，或者说是“中国特色”，但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就成为其发展的生命线，过分强调“民主管理”一定会以失去自身的经营效率作为代价，农民的利益保障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起码是方向之一）可能是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新一代合作社”，也就是Dairylea的运作模式。

（2010年3月21日于北京初稿，2010年5月12日修改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到巴西圣保罗的航班SA22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