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

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