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从哪里突破？

——广东惠州论坛讲演（之一）

赵 伟（浙江大学）

    1. 1 引言：

   虽然第一次到惠州来，但对于惠州历史人文早有所闻，对作为珠三角经济重要一翼的惠州经济模式也略知一、二。由于我是从杭州来的，所以初到惠州感觉特别亲切，亲切的原因不仅在于这里也有一座与杭州西湖同名的西湖，而且还在于惠州西湖和杭州西湖的历史因缘，都与北宋一位大文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大文豪便是苏东坡。苏东坡在这两座城市先后当过“父母官”，也都留下了令后人流连忘返的美景与传世诗文。其中在杭州率领民众疏浚西湖，修建了苏堤和三潭映月，给西湖美景增色不少！在惠州则仿照杭州西湖建了个惠州西湖。在这两座城市，苏东坡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尤以赞美这两个城市山水美景的诗句最为脍炙人口。在杭州最流行的同时也是古今赞美西湖最好的诗，便是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的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赞美惠州的诗我背不出来，早餐间随口问了一下，市委秘书长就给信手写了出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两首诗对两座城市山水美景的描述，近乎传神！苏轼好山乐水之情亦溢于言表。孔子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苏轼可谓仁智兼有！其治理过的地方都为当地百姓留下了美好的“遗产”，这些遗产而今给当地造福不少，至少当地百姓与政府可据以“掘金”——发展旅游业赚钱！值得地方官学习！

    经过漫漫历史，到而今两座城市的差异明显且似乎是预先注定了的！所有差异中可以信手拈来的不少于三个：一个是两座城市西湖与江水的规模。杭州西湖也好钱塘江也好，规模都大于惠州西湖和东江；另一个是两座城市的“行政级别”，杭州之“副省级”也高于惠州的“地级”市；第三个是人均经济总量，杭州也大于惠州。目前杭州人均GDP已经跨过1万美元大关，惠州人均GDP刚刚跨过5千美金，恰好是杭州的一半。在中国，城市间“行政级别”差异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因为行政级别决定了区域在经济发展方面自主决策的事权。这两座城市人均GDP差异与行政级别差异之间的差异肯定是有联系的，但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尚需实证研究给出答案。当然这些都是今天论坛主题的题外之言！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事先定好了的，这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强镇事权改革”。实际上是由两个子论题合一的，分别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强镇扩权。在我看来，这两个论题彼此关联，前者围绕发展路径，后者围绕体制改革。这里我仅想围绕前一个主题谈点看法，一则就教于与会同行专家，二则可望对东道区域地方政府决策有所启示。我的发言拟分四个子目展开，其中第一个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做点经济学解读，第二个介绍下浙江模式中好的做法，第三个结合我所了解的惠州经济与产业现状与转型目标谈点看法，第四个想对惠州的企业经营者们讲几句话。听说今天到会的还有惠州一些大企业的领导。转变增种方式，企业是微观主体，企业家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

    1.2 转变发种方式：高层战略的一个经济学诠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央高层定下的战略。客观地来说，这个战略大体上顺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势，同时也切中了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客观地来说，经过30年的粗放式扩张，目前中国各种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发展方式不转不行了，不转就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问题是，对于像惠州这样的特定地区而言，究竟应向何处转？先从哪里入手，从哪里突破呢？前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转型目标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个转型策略选择问题。

    关于转型目标，高层讲得似乎比较清楚了。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三个转变”，分别为（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 “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以及 （3），“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但问题在于，要将这些目标落实到差异很大的各地区那里，变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大众的实际行动，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找到机理机制，顺势而为。

    我是做理论研究的，做经济学专业分析的，习惯将政府决策层提出的战略纳入规范经济学框架下去分析。我以为这样的分析不仅可将政治家们的行动目标置于专业框架下理出一个逻辑联系，进而找出约束条件，而且可望引出达到目标的突破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思维定式是，理智人的任何决策行为都是有目标的，目标隐含着预期收益。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就在于简化，模型实际上也是一种简化。沿着这个定式下去，按照经济学之简化的方法论，可将高层所定三个转变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属于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有两个具体内涵，其中一个可简化为，“由主打投资和出口两个拉动因素向消费突起转型”。另一个可简化为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提升TFP（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类属于产业结构转型，可简化为由“二产化”独大向三产突起转型。这就是说，简化的目标有三，分别为消费拉动、提升TFP，以及三产化。

    我以为，如若动态地来看，同时沿着经济学方法论简化下去，可将转型的关节点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其一是“大众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是目前中国经济需求一边“三驾马车”中的“短腿”；其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或“索罗余值”），因为在物质资源投入增加有限的条件下，推动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三是“三产化”或曰发展服务业。我以为，目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大众消费的许多因素，都与“三产”落后有关。由于三产落后——尤其是轨道交通等主体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以及僵化的体制，制约着好些城市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由于三产落后，人们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活的似乎更累了！

    1.3 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口在哪里？

    转型的上述三个关键，即大众消费、TFP和三产化，突破口在哪里？答案可沿着这三个关键词下去分别予以分析。

    先看第一个关键词即大众消费。宏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制约大众消费的因素不外乎二，分别为大众收入和国民消费偏好。前者最有意义的是可支配收入，后者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般而言，国民消费偏好不易改变，较易改变或曰最能动的就是大众收入了。这也就是说，第一个转变的关键，在于增加大众收入，尤其是大众可支配收入。

    第二个关键词即全要素生产率（TFP）。无论规范的经济理论推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揭示，提升TFP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增加研发投入；其二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其三是改善制度环境。如若进一步分析下去，也不难得出结论，提升TFP的关键，也与增加大众收入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诸因素中，最能动的是人力资本。就是说，在别的因素不变的情形下，人力资本投资是个关键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以及能够提升个人能力和文明修养的所有投入。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公共投资对于大众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限，提升人力资本主要依靠家庭和个人投资。目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了一般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不至于压缩当前大众消费能力，也有赖于大众收入的增加。而对于一般劳工阶层而言，增加收入加上减少劳动时间，还是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

    第三个关键词即“三产化”。经济学分析证明，“二产”比之“一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要大些，“三产”比之“二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更大。由“二产化”而“三产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之结构转换的大势。我曾研究过发达国家经济史，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会经历由“二产化”而“三产化”的跌进。工业化完成时期，一国产业结构往往是3>2>1的。目前我国二产化——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化——过度，三产发展不足，主体行业严重滞后。滞后的主要因素在于体制僵化。尤其是主体服务业体制僵化。什么是主体服务业？就是金融、主体交通运输业、主体研发及商业服务等等。差不多所有对于实体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具有重大影响的服务行业，迄今都未有突破性的改革，都为国有垄断、国资及政府主宰。这方面最突出的要数铁路等轨道交通运输了。像惠州这样的珠三角重要城市，按理说早都到了大力发展公交化的轨道交通，与深圳、广州及周边城市连为一体了（这方面日本关西地区最早值得借鉴），然而由于这个行业的国家垄断，私人资本无从插手，其进展缓慢。目前虽然在建珠三角轻轨，但我以为以珠三角人口密度和下一步全国城市化之“人口沿海化”大势判断，一条轻轨是远远不够的。客观地来说，要推动三产化，推动服务业发展，关键的关键还在于体制改革。

    略微归纳一下，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点有二：一个是增加大众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推进体制改革尤其是三产主体行业的体制改革。早先我的研究还揭示，要增加社会最下层民众的收入，还必须推动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就这个视野而言，富民是转变发展方式关键的关键。（未完待续）

（据赵伟教授在广东惠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论坛的讲演录音整理，时间;2010年5月13日。相关报道见中国新闻网：“经济名家齐聚广东惠州 献策经济转型方式”，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10/05-13/228153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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