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很多官员和学者在最近两年里给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多平抑中国大城市过快上涨的楼市的政策及其工具,比如,合作建房、政府直接提供社会住房、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加开保有税、加息等等建议......
有些受地产商利益支配的官员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实际上助涨的政策建议，比如，停止别墅用地出让、收缩土地供应等。
上述那些积极建议都是有用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使用过的住房干预工具，问题是一定的工具只是针对一定的干预目标的。
在解决楼市问题前，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楼市问题在哪里？
问题不是商品房价格太高。因为，象深圳这样的城市房价高了，有钱人也不买了，市场可以自身调节其价格。
问题不是房价上涨过快了。比如，最近两个月，深圳的楼价在下跌。市场自身会通过波动去平衡价格的水平。
问题不是炒房的人太多了。比如，深圳这样的炒房大市，当房价步入下降通道，不但没有人去炒房，深圳自用的买家也宁愿持币看跌。市场自身会平衡投资行为，因为资本是趋利的。
问题是，中国的政府没有为绝大多数的底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提供所有国家都提供的社会住房福利，比如香港的廉租房、居屋，比如新加坡的祖屋，比如欧洲的社会租赁住房，比如台湾的住者有其屋计划，比如美国的优惠房贷政策.我们的政府甚至把这些人推向了市场和炒房者的行列。
问题是，在短期内我们的政府不可能提供上述政策性房屋，即便有，在短期内也很难分配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所以，房价在短期内不会回到一个合理水平。
问题是，中国的有钱人占用了中国过多的住房资源，而且这些资源一直在升值，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源抢占效应和贫富悬殊的快速拉大，因为，穷人通过借钱买商品房转“移支付给”了富人。
我的建议是，在大城市提供更多的限价商品房应该是中国住房问题突发期的有效做法。这样，既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有其合适的住房，也不会对商品房价格有太快的冲击。
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住房政策的扭曲和失误，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去探索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