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四十天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五起校园血案。由于新闻审查制度的存在，我们无法知道血案的全部真相。但透过一些有良知学者的评论，我们隐隐约约能发现这些血案其实并不是“无差别杀人”，而是有目的报复。例如，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教授，在他的博文中提到，他在给一些记者和编辑进行讲座时，有一位年轻记者说，那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由于他们出身决定就得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被伤害甚至杀害是可以理解的。于教授当时表示反对，他认为无论孩子出身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原谅杀人犯。
 
　　于建嵘教授是我所尊敬的学者，但对于他“没有理由原谅杀人犯”的说辞，我却不敢苟同。我反对无辜杀人，但我不反对暴力抗争，所以我同情那些受尽压迫、走投无路、揭杆而起的杀人者。特别是当我知道所杀的是官家和富家的孩子时，我更加认同那位年轻记者的意见。杀人虽然是很残忍的事情，但对社会不公平的暴力反抗，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基本权力。
 
　　校园血案的杀人者，显然也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如果你只是谴责校园血案的杀人者，而对杀人者在杀人之前的不幸遭遇熟视无睹的话，那么你与杀人者其实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你也是校园血案的帮凶。因为正是你漠视他人的生存，才导致了他产生对这个社会的仇恨。
 
　　当一个人被这个社会逼得走投无路时，最终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杀（例如因暴力拆迁引发的自焚），二是同归于尽。不过，当一次又一次自焚仍不能唤醒当权者的一点点良知，甚至还把自焚视为“暴力抗法”“法盲悲剧”时，那么同归于尽势必成为弱势群体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说过很多混帐话，但他有一句话却很有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起码的公平公正，反抗行为必然会此起彼伏。遗憾的是，现在的执政者好象只记住了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把前面那句有道理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因而，面对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他们习惯于采取高压政策，动用警察和枪杆子来恐吓老百姓。比如每有上访者聚集到市政府门前讨要说法时，当局都是如临大敌，调集大批警察严阵以待。不知道当权者是否意识到，这样一来他们已经把自己摆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在警察和枪杆子面前，老百姓可能会暂时退让，但心中的仇恨却会越来越深。等到某一天心头的怒火爆发了，同归于尽的悲剧也就发生了。
 
　　南平血案发生后，有所谓的专家强调这只是个案，把起因归咎于杀人者的人格障碍。现在，校园血案接二连三发生，如果还不从制度层面找原因，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无辜孩子倒在血泊中。加强校园警卫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校门口安全了，并不代表每个地方都安全。只要被压迫者心头的怨恨未解除，血案就无法避免。当血案成为一种风潮，这个社会可能就快玩完了。
 
　　因此，要避免这类血案的发生，唯一的出路解除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但至少应该有个底线。现在的宣传工具喜欢玩弄“和谐”“尊严”“体面”这些动听的词语，但对社会公平公正始终没有实质性动作，这无异于自欺欺人。
 
　　真正实现公平公正也许需要时间，但当权者首先应该摆出一种姿态，至少要让弱势群体能看到一线希望。如果老是横蛮无理地强调“决不”这样、“决不”那样，只会让人们感到绝望，从而与你同归于尽。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那么能不能先放下“决不”态度，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一下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如果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大量社会矛盾都可以得到和解，历史发展也就不会重蹈覆辙。过去的三千年，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种公平对话机制，受压迫的人们最后只好诉诸暴力。所以，当权者应该时刻牢记：善待百姓，实质上是善待你自己和你家人的生命。
 
　　校园血案的正面意义在于，弱者用流血的方式，给当权者敲了一记警钟。（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