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特质
　　(本文是读书笔记)

　　中国传统文化被证明是一个相当又包容力、稳定性与再生力的文化，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潮流中挺立不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甚至是致命的弱点。

　　用通俗的说法，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句话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中国社会的特征：“无法”（缺乏法治精神）和无天（缺乏信仰，缺乏超越的精神力量）。今天的美国也有信仰下滑的趋势。

　　中国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缺乏法治精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澳门，基本上仍然是“人治”的社会，而非“法治”的社会。中国大陆有一句名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何等的准确。所谓“法律的神圣性”观念，对中国人而言，目前根本是不存在的。像中国法家所强调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中国历史上很少实施过，即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通常是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

　　美国的法治观念，来源于基督教的思想。在犹太——基督教的观念中，法律上的“约”（Covenant）是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神与人“立约”，甚至连神自己也不得背约，要被“约”所限制。何况是人？《圣经》包含旧约、新约两部分，系用法律的名词来称这部宗教经典，这在世界宗教中是独一无二的。

　　犹太——基督教是又“神权政治”背景的。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君王与庶民只是角色的不同，而非价值或权威的不同。在神的客观真理（即《圣经》）之下，人人都得顺服，没有人可以例外，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人都受造平等”的观念。像“水门事件”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因袒护部署而被迫下台的事件，只会发生在重法治的西方国家。而在中国，陕西的“周老虎”事件中，似乎真正有“罪”的，只是“周老虎”正龙先生。虽是千古笑谈，但的确“创新”。

　　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外在而超越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西方概念中的“创造之神”——的观念极为模糊甚至近乎否定。中国古籍《尚书》、《诗经》等书上的“天”或“上帝”或许具有“造物主”的概念，但总的来说，中国人传统上对于“是否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神”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采取多神论的立场，就是倾向于无神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缺乏一种对“外在的、超越的、创造的神”的概念。因此中国人寻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而非“外在的超越”；是“自救式”的拯救，而非“外力式”的救赎；是循环不已的自然界的“道”，而非独具匠心的上帝的“旨意”。因此，中国人在修养方式上，儒家倡导先“内圣”然后“外王”，“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佛家强调“明心见性”，“人人皆可成佛”；道家则以“观照内心”之法，达到“人人可以成仙”的目的；三者都迥异于纯然“他力”式的拯救观。这种宇宙观的差异，导致了英国的中国科学发展史权威李约瑟所认为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科学发展及伦理道德实践上的不同。”

但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一些值得优良观念，值得世人继承、学习和借鉴，如：“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的襟抱，“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旦或“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宇宙论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知识论的“知行合一”（道德与行为的一致），美学上的“情景合一”（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结合），等等，都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