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上海系列之一：有没有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学？

文\范海辛

世博会的召开，又把上海这座城市推到了世人、国人的面前。不管你是喜欢还是讨厌，上海都会大举入侵你的视觉与听觉。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离不开上海的骚扰，无论你是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何处。这60几年中，上海人曾两次占据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枢，更不要说文革期间与之后上海工业品在全国大受追捧的那段记忆与今日之世博了。

中国确实有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区别，人类基因学家指出，中国南北方人在基因上的差别巨大。但是上海人无论与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比较，的确有他与众不同之处。虽然我们可以说精明是上海人最大的特点，但这仍然显得过于肤浅，因为城市化的普及，使越来越多地区的人民显示出了市侩的精明。因此，精明能不能成为区别上海人与外的人的标志，已然成了问题。

在社科人文研究领域，有红楼梦学与敦煌学，同样也有上海学。但是这个上海学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其研究宗旨在于揭示西方殖民政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属于一种实证研究。而且这种实证研究，还不能推进到解放后的上海，否则研究者会吃不了兜着走的。从某一政策来研究某一地区，不但可以有上海学，也可以由阜新学、大庆学——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变化。但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学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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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化学是文化人类学。本系列即为“读懂上海”，那首先就要给出个说明，说明这个上海是一个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有待读懂。

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学，研究的对象是上海人，即把上海人视作在文化上与外地人有了实质性差别的一个族群。这一点是非常让人觉得诧异的。

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人与自己家乡既有区别也有相同，而且这种感觉在北京、广州都会产生，凭什么说就是上海与众不同？难道北京与广州就不能有文化学意义上的北京学与广州学了吗？这样全国各地都可以有自己的“学”，这种学问还有何意义？

语言上的差异显然各地都有，但这只是一个汉藏语系下汉语族内的不同语支之间的方言差别，这种差别不能构成文化上的差别。类似这种方言差别，还有因地域不同导致的饮食、衣着上的差别，这些差别均不足构成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学。顶多也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亚型，譬如说是吴文化而已。

民族的差别当然有人种语言与风俗习惯上的差别，但这些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文化。那么文化又是什么？语言与风俗习惯已经是文化了，但非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核心在哲学、宗教。上海由于华洋杂处，有不少混血儿。这些混血儿中一部分人完全是在解放后的上海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曾接触到一点外国文化，只会说上海话。虽然长着一副标准的白种人的外貌，但各方面看，他（她）就是一个纯粹的上海人。

哲学与宗教理念，决定着文化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你虽然不是哲学家、也不信教，但你被某种哲学与宗教为核心的文化浸染熏陶，必然会接受这种价值观与方法论，于是你就被这种文化所决定了。当你与另一种不同哲学与宗教为核心的文化相遇时，你会感觉到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绝不是语言与风俗习惯那种外在的差异，而是做人的根本理念上的差异。

周泽雄先生有一篇《三个经典的“上海牌”男人》的文章，提到上海男人与中国其他地方男人的最大差异是没有“爷们”气。“说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最远离‘爷们气’的一群男人。说到爷们气，我又认为那是一种表面上最疑似、骨子里最远离男子汉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爷们气最远，我视为优秀的特征。”

但是，没有爷们气，在外地人、尤其是北方男人看来，绝对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认为上海男人是娘娘腔，上海文化是一种阴柔的文化，缺少阳刚之气。故而外地人对某个上海男人的赞扬就是“你不像上海人”，这是夸奖你是一条汉子，是个纯爷们。

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差别，在这次全国援建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行动中表现最突出。笔者由于工作关系，与上海援建汶川的建设者有一些关系，也多次到汶川灾区出差，与当地政府官员民众有过多次接触。这次全国各省为单位包建汶川灾区的一个县市，上海对口的是都江堰市。笔者在与都江堰以外的地区官员接触时，他们都很羡慕都江堰。我对此感到奇怪，你们这里是某某省援建，难道他们不会尽心尽力？他们却认为，这个省比上海落后，因此援建水平质量肯定比不上都江堰。当时由于各地尚在建设中，哪个省造的房子好还看不出来，现在两年过去了，听回来的上海建设者说，上海援建的工程建筑质量，无疑是30个省中最好的，不信你自己到当地去听听看看。以我的经验，我相信此言不虚。笔者的理性等高线理论，可以根据汶川30个援建单位的建筑质量来精确画出。

上海人干活细，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干活粗，这是全国各地老少爷们与哥们姐们都承认的一个现象，隐藏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又与上海男人不崇尚“爷们气”有何关系？

对于上海气质或说上海文化的本质，你可以有多种解读，一种是精明，诸如过去物质匮乏年代上海独有的“节约领（假领头）”和半两粮票。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证明就是各地都有的市民理性，上海不过是因为城市化起步较早，市民理性出现得较早而已。

另一种观点是海纳百川的博大宽容，但这种说法似乎逻辑上不通，仿佛上海是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周泽雄上面说的上海男人拒绝“爷们”气，就说明上海这个筐不是什么都能容纳的，其余譬如吃大户、红眼病之类的仇富、仇官情绪，也是被上海人排斥的。

那么构成上海气质或上海文化的本质、或说其内在的规定性是什么呢？窃以为这就是理性，严格地说是理性主义/合理主义。是理性与理性主义/合理主义，使上海的文化有别于全国各地的文化，使上海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上海这个城市是西方殖民的城市，从1843年开埠，到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在近100年的时间内，这里有一块占地面积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被英法殖民者管理的国中之国、城中之城。居住在租界内的主要居民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精英分子。这些接受了西方文化洗礼的中国人，以上海租界为据点，进而影响整个上海城，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世人称为“海派文化”。而“海派文化”指称的是一种狭义的以文艺为主体的文化，广义的上海文化（指哲学和宗教的理念），就是一种体现着市民气息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实际构成了民国政治精英的理念。

民国的行政中心在南京，但文化与经济中心却在上海。民国的达官贵人，每逢周末，都要乘火车从南京赶回上海这个精神家园。20-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民国精英的精神家园，也是从香港到南洋所有华人的精神家园。香港警匪片中的黑社会，他们的精神家园就是“上海滩”。所谓的民族魂，从鲁迅到张爱玲，都是上海滩孕育的。从1927到1949，再从上海到台北，一路延续的就是被上海文化决定了的民国文化。读懂上海，你就能读懂台湾。读懂了上海与台湾，你才能读懂中华。

西学东渐，首先登陆之地应该是广州，何以广州不是民国文化的乳母？拿上海人与广州人比较，广州人更大胆，上海人更精细、雅致。这之间的差别源于各自不同的传统文化。广州属岭南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如上海深。岭南地区，在中原士人眼里，那地是百越文身的蛮荒之地，那人是化外之民的南蛮子。在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之前，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巫术文化，民众一般没有什么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其后虽然儒家文化占了上风，但民间流传的巫术文化依然很有影响，突出表现就是饮食文化。广州人好吃野味，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桌椅，他们都敢吃。上海人则遵循孔夫子的教导“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割不正不食”（肉切割得不正都不食）。饮食的保守体现了一种理性，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个传统。岭南人的敢吃，源于巫术文化的相似率与触染律（详见弗雷泽的《金枝》）。这种观念认为，我吃了鱼就会游泳，我吃了鸟就会飞翔，我吃了敌人的心脏，就获得了他的勇气，等等。中国道教也延续了这些传统，有吃啥补啥的说法，骨头断了要吃蹄髈或猪脚，脑子不好吃猪脑，腰子不好吃猪腰等等。

南宋迁都杭州，这是中原精英的最后一次南迁。经过元朝90年的统治，江浙地区在明清之际成了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镇。其中心城市是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实际还包括盐商聚集的扬州），儒家文化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顶峰。

新教文明是工业文明，儒教文明是农耕文明。而中国的农耕，可说是前工业文明中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明清之际，中国的GDP可能要占到全球的50%以上。新大陆发现的白银，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其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还是无法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进行竞争。前工业文明中，有采集、渔猎、游牧与农耕这几种文明，其中以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最为强大，而农耕文明中，又以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最。全球几个大河流域农耕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以中国最得上天眷顾。中国这里，四季分明，属东亚太平洋季风气候，光热与雨水基本同步。不像西欧，降水在冬季。

经济不是文化的决定者，但却是文化的制约者。经济的发达，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与理性的昌明。因此，中国儒家理性，可以说是与西方新教理性最为接近的一种理性、一种文化，这二者之间最易结合，形成良性互动。

英国曾将他的制度在印度、香港与新加坡三地移植。印度是一种种姓奴隶制文化，与工业文明的英国落差太大，故而英国的制度在印度并未带来什么进步，而在香港与新加坡这两个儒家文化圈，英国的制度非常成功，可说是英国海外殖民地中与异质文化结合最为成功的范例。美国把他的制度在菲律宾移植，得到的却是“3G”（即GUNS私人武装，GOLD金钱，GOONS刺客）。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本土文化是热带巫术文化与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混合，无法与美国的新教文化顺利对接。

不要以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教文化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能顺利对接。实际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质的差异。对接中，二者的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的例子就是义和拳匪。为何山东河北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基督教的抵制就如此强烈而在江浙、上海地区就不会发生？

儒教文化虽然在前现代的诸种文化中具有比较高的理性，但毕竟是一种前现代化的文化，因而还是带有较重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在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接触中，一定会有拒斥行为。为何西方的传教在直隶引发了拳乱而在上海却未有显著的抵抗？难道富庶的江南士大夫就没有儒教的偏狭与排外？江南因为富庶，江南的士绅因此比直隶的士绅更多宽容，这是可能的，但说江南的士绅摆脱了儒教的偏狭与排外，这就难以理解。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租界的行政管理权与治外法权，也就是说，西方进入上海的，不仅是宗教，还有他们的洋枪洋炮科技医疗以及一套司法行政制度。特别是洋人在租界内的司法审判，令中国士绅大开眼界，什么是公正、不偏不倚？西方的无罪推定、律师辩护、陪审团定罪，这才叫公正。直隶的士绅当然不知这些，总是认为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拿小恩小惠诱人入教，一定是包藏祸心。

儒家的求实与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积极品质，使上海的士绅阶层接受了西方的一整套文化理念与制度，其心态也由怀疑抵制转向盲目崇拜。

对于西方的殖民政策，过去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对此的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肯定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摧毁了封建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又竭力歪曲事实，夸大西方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西方的工厂主不可能不对中国廉价劳工剥削，但毋庸讳言，中国劳工能进西洋人开的厂做工，一定能够拿到一分相当体面的薪水，以这份薪水养家，那是要比在家务农收入高出许多。这之中当然也有例外，东洋人在上海也开出许多纱厂，其中的包身工就是今日的血汗工厂的起源，这种残酷剥削，在西洋人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看过日本电影《野麦岭》，你就知道什么叫东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了。

最能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所挂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据许多历史学家的考证，这不过是某些人编造的谎言。

朱大可先生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说宁波旅沪商人的会馆，因停放尸棺而致尸水滴流恶臭四溢引发法租界管理当局与之的矛盾。这种事情放在今天，那还了得，居民一封举报信，警察城管卫生防疫部门一帮大盖帽马上会将此事摆平。但当时法租界当局为尊重民俗，硬是与之周旋了几年，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所有这些意在说明，进入上海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独特的文化，这就是上海文化与众不同的原因之所在，也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上海学能够成立的原因。

完

20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