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前营造一个相对融洽的气氛，美国政府近来 也“顾全大局”暂时搁置了对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敲打。但对于中国而言，这绝不意味着来自外部的压力就显著降低了。

　　事实上，美国在正面攻势放缓的同时，却采取了另一套迂回策略，即通过密集的穿梭外交和游说，在世界范围内，从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东盟到印度，甚至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欧洲和巴西，试图构建起一道共同战线，争取更多的国家加入到由美国指挥的、要求中国重估汇率的大合唱中来。在美国看来，这不仅可以让中国体会到孤立感和危机意识，还可以增强其诉求的“正当性”及“合法性”。

　　这一政策思路与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此前向国会提出的“应尽量把中美间的双边汇率争端多边化”建议可谓不谋而合。具体而言，伯格斯坦认为，美国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可分三步走：第一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划出底线，迫使中国同意磋商；第二步，争取欧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支持，通过获得51%的绝对多数投票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汇率特别报告”，对中国进一步施压；第三步，一旦IMF裁定中国操纵汇率，那么美国就可名正言顺地请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宣布中国利用不公平汇率手段来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必须即刻改弦更张，否则所有受损方有权实行贸易报复。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步步为营、层层绞杀的精心布局。

　　不过，在笔者看来，伯格斯坦的这套“高招”也未必就靠自己拍脑袋灵感迸发而来，而是浓缩了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对外战略的全部精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曾总结过美国在与前苏联对抗中最终“取胜”的法宝。其结论是，在直接运用硬实力试图将对手“推回”（Roll back）和全方位围堵对手影响力扩张的“遏制 ”（Containment）两种策略之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后者。而拉拢更多国家参加对中国汇率问题的围攻，无疑就是“遏制”战略的具体操作。

　　目前，美国第一步棋已高高举起，只待看准落子时机；第二步棋也已走了一半；而第三步棋则要看第二步棋能否顺利就位。通过最近一个月的不懈“努力”，美国在第二步上似乎有了一些回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近期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同为金砖四国（BRICs）阵营的印度和巴西突然对中国发难，向美国立场靠拢，敦促中国实行“更强势的人民币政策”，以利于全球经济实现均衡。

　　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特别是，BRICs领导人一周前刚刚在巴西首都圆满结束第二次正式会晤，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联合声明。如此快的变脸，自然会引发外界关于BRICs国家相互间貌合神离的种种猜测。

　　尽管近年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在个别商品的反倾销等问题不乏摩擦，但这种纠纷在两个相邻大国之间并不鲜见；至于中国与巴西之间，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冲突，相反，2009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且贸易顺差一方是巴西，而非中国，显然，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符合巴西利益的。

　　此外，过去一年来，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BRICs，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印度、巴西在许多重要议题上保持了共同进退的姿态，比如，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过程中，BRICs照例都要举行私下碰头会，协调立场；再比如，在多哈回合谈判和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和印度、巴西都保持了较好的默契和配合。

　　既然如此，巴西和印度为何还要冒着让BRICs分崩离析的风险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呢？首先，至少从印度角度看，一些印度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印度的纺织、皮革制品、船用产品、工程产品和部分化工产品成为受益者。举例来说，类似2005年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将使印度两年内在全球纺织品市场所占份额上涨1个百分点。

　　其次，或许两国认为它们至少在汇率问题上具有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与中国不同，巴西和印度目前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度，但在汇率制度多元化的牙买加体系时代，汇率制度只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事实上，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巴西还是印度，就连美国自己，都是在经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之后才被迫转向浮动汇率制度，而非主观上对浮动汇率具有天生偏好。

　　IMF曾不吝辞藻地称赞印度的汇率制度“可以同世界上最好的汇率制度相媲美”，是亚洲“最理想的汇率制度”。但印度走上浮动汇率制度道路的契机却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状况极端恶化，并波及经常账户、导致卢比大幅贬值所致。

　　与此类似，若不是因为1999年债务危机爆发和资本外逃，巴西也不大可能自觉自愿地退出钉住美元制度。推而广之，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放弃钉住汇率制度的多数国家，如泰国、印尼、韩国，大多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退出。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日元汇率的大幅升值虽与危机无关，但众所周知，作为曾经的战败国和现在的盟国，日本总是习惯于屈从美国的政治压力。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也遭受了严重外部冲击，被迫让汇率大幅波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只要中国经济目前还能自信地继续稳步前进，就没有理由无端地将自己变成一种陌生制度的试验品。

　　说实话，对于BRICs关系的忽近忽远，笔者并不感到讶异。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经济关系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自然过程。

　　应当承认，BRICs最初仅仅只是高盛不经意间制造出的一个概念。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它在短短几年内就突然流行开，不仅被媒体广泛引用，甚至还登堂入室，成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热门题目；发展到最后，起先毫不相干、分布于地球南北两个半球的四个国家竟然真的就坐到了一起，连续举办了两届领导人正式会晤，并且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都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许它暗合了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分化组合的某些特征，也恰好满足了新兴大国的共同需要——在G20框架下，只要G7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企图继续主导国际经济体系，后来崛起的新兴大国就有自发合作、共同扩展权力的内在需求。因而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机制特性。此时再想要去否定它的存在，无疑是徒劳之举。

　　但另一方面，BRICs之间在制度、意识形态、市场取向等方面又是千差万别，甚至不乏激烈的利益冲突。因此，它们长期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也不自然，保持适度距离或许才是常态。作为一个松散的国际机制，BRICs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它绝不会泛化到所有议题，指望四国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一个声音是不现实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其利益交汇点仍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

　　但仅仅因为巴西和印度的“倒戈”并不意味着美国汇率双边争端多边化战略的成功。除中美之外，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极为谨慎，美国要想拿下51%的投票权并不容易。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操纵议题虽然最早由日本官员提出，但随着近年来东亚经济合作的加速，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众多东亚经济体事实上都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华出口已成为最强劲的经济引擎。

　　另一方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作为欧盟的经济核心和舆论领袖，德国与中国一样，近年来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并且德国在整个欧元体系中实际上处于汇率低估的地位，任何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指责，最后都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德国自身。因此，德国不会在欧盟内部助长这方面的讨论。当然，目前欧元的弱势也是平息对人民币不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