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带义丐徐超来到四川？
——致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公开信
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
您们好！
汶川大地震已经发生两年多了，灾区各项重建工作也都已经接近尾声，一个崭新的家园已经在千疮百孔的废墟上重新屹立起来，这是一件让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倍感欣慰的大好事。
然而，在有形的地震灾区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重灾区，那就是人们的思想精神灾区——放眼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蔑视规则和法律等种种无视社会责任的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因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重建有形的物质家园，更应该重建无形的精神家园。
面对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和逆境，温家宝总理曾发出一句“多难兴邦”的豪言，然而，有难并不会必然产生兴，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群众要善于从“难”中发现和挖掘“兴”的亮色，而我的发现则是那位曾经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成名的乞丐老人徐超。
义丐徐超身上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秘方
两年前的5月14日，即汶川地震发生两天后，在南京江宁乞讨的乞丐老人徐超蹒跚着走到捐款箱前，捐出了一把零钱，让捐款箱前的工作人员都言语哽咽了，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而徐超老人也获得了义丐的美名，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回报和馈赠。
2008年11月，一位名叫陈永庆的新加坡华人被徐超老人的义举深深感动，出资900万在四川江油捐助了一座希望小学，并邀请徐超老人前来参加竣工仪式。
但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却发现了徐超老人仍在乞讨的事实。经过了解后得知，由于南京江宁的民政部门在安置徐超老人的问题上并没有与他本人达成共识，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政府部门已经尽到了责任，因此我认为，义丐仍在乞讨也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安置他的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问题，因为成名后的他已经不再是乞丐，而是明星。
而按照我在《智本论》中的理论，名也就是营销界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品牌价值，它不仅存在于企业和产品上，同样也体现在个人身上，人们常说的“明星耍大牌”，不正是对个人品牌价值即名声的一种自恃么？
因此，按照这一理论，义丐成名后已经不再是无产者，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名声这样一笔价值无限的无形资产，只要通过恰当的运营手段，无形资产可以变成有形资产，即实现以名生利。而这条道路一旦打通，不仅可以解决义丐自身的经济困顿，而且还能给其他没有富起来的广大底层民众探索出一条崭新的智富之路，从而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
历时十余年的伏案沉思，我已经对这个时代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粗浅的认识，那就是人类社会已经迎来一个脑力劳动的时代，体力劳动所主导的物质生产正在让位于脑力劳动主导的精神生产，而脑力劳动的创造物直接表现为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它再也不像体力劳动那样，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以换取养家糊口的柴米油盐了。因此，自觉的脑力劳动就应该表现为创业而非就业，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整个世界就可以纷纷制定以鼓励创业为目的的政策，全球失业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我之所以抓住义丐徐超不放也正是想以此作为一个案例，向我们的社会演绎一下“精神如何变成物质”，让我们的民众都认识到如何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解决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我们一直习惯于靠资本来拉动经济，但单靠这种方式却会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而社会财富的增加最终必须依靠劳动，因为劳动者转身就是消费者，就是市场需求，他们的收入增加就代表着内需力量的增强，这样就能反过来消化产能过剩。
而脑力劳动要创造财富，则必须将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视为一种无形资产并加以运营，显然，只有四年私塾文化的徐超老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必须有外力的介入，而我把徐超老人视为明星的思路则开辟了一条市场化的手段，明星都能挣到钱，这条道路如果行得通，不仅能解决他的个人问题，减少社会负担，而且还能纳税，增加财政收入。徐超老人虽然学历不高，但极明事理，明晓大义，在其捐款义举感动世界之后，作为义的代言人，他当之无愧。这就是我策划他当明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义丐徐超身上藏着义与利统一的时代价值观
2009年我带着义丐徐超辗转四川、江苏、山东、北京等地，但整个中国企业界大都没有认可他的明星价值，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有形的丐而看不到无形的义，而在当今的时代，义不正是全球都在大力倡导的社会责任么？
义丐因为有义而成名，倘若再因为有名得利，这不正是义赢得了利么？不正是义赢得了市场么？义取得利，也是义俘虏和降服了利，这恰恰说明义为利之本，这就让见利忘义成为一项亏本的买卖。因此，如果义丐徐超取利成功，必将导致一种崭新的时代价值观的产生——有义就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有大利益，这不正是好人得到好报的体现么？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消灭了见利忘义的土壤，从而使人心思义，整个社会风气必然为之改观。
义丐可以行乞，那便还是乞丐，但也可以行义，行义就是明星，所以，对他的策划和包装必须坚守行义的路线，因此，我才提出以义取利、以利行义、以义御利的主张，按照孔子的思想，义只有变得对每个人有利，人们才会去追求义，义取得利，正是义赢得了市场。否则，义总是高高在上的话，永远是曲高和寡。
按照人们传统的思维惯性，义和利是不可兼得的，人们习惯于把义举捧得高高在上曲高和寡，把义士美化成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英雄，让大众觉得遥不可及，而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也反过来压抑了普通大众对义的自觉践行，所以我们看到如孟祥斌这样的义士更多的时候是以孤胆英雄的形式舍生取义，而那些看客们也满足于从内心深处涌出两汪热泪，感动一把而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道德的牌匾继续满足于高高在上地悬挂于只能供大众仰望的地方；如果社会责任的自觉践行仍然只默许个人承担风险甚至付出生命而不鼓励其通过市场手段带来利益；如果我们听任大部分人用集体意志的冰冷铁钉将义士的义举钉成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凄美风景；那么，我们都将应该羞愧地站在逝者的遗像前，站在往圣先贤的墓碑前，环顾和反思我们这些活人自身的丑陋——对于个体权益的集体漠视暴露的是整个群体意识中蕴藏着的不义。如果这样，我只能这样解释整个物质社会的道德滑坡——不是众生抛弃了本应卑之无上的道德，而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远离了众生。
孔子的学生子路因为救人而收了别人一头牛，结果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因为那样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去救人，子路得利反而符合义；相反，那个家里有钱的子贡解救了自己的鲁国同胞却拒绝领取朝廷的赏金并被奉为楷模之后，却遭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因为那样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人去解救鲁国的同胞了，子贡拒金反不义。
几千年以来，义与利长期处于对立分割的状态，但在如今的信息时代，有了名声这种品牌力量的约束作用，义和利终于可以实现统一了。但名决定于实，要想获得好名，必须得有实，好名声不是单靠宣传出来的，而是每个人做人的产物，所以那就要求每个人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利益，必须心怀义，也就是社会责任，有义就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有大利益。
这些新思想实际上是精神生产的价值实现方式，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人类就应该知道了怎样营销思想和智慧，将其变现为市场价值。
我带义丐徐超入川目的是给四川送义
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富有集于一身，使得义丐徐超成为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也让整个社会对他产生了一种矛盾心态——尊重他的义就会同情并可怜他是个丐，这样的人都是有义之士；而倘若看不起他的丐，则就会反过来否定他的义，这类人大多是不义之辈。所以，在我眼中，义丐还是一面照妖镜，他能够把义与不义一分为二，由此推而论之，不支持义丐行义是不义，而不支持义丐取利也是不义。
在他出名之后，我也曾料想到会有人找他进行所谓的策划和包装，但我还是决定亲自做这件事情，我所担心的是其他人只会图利而忘义，从而会带着义丐走上歧途。果然就在我策划的过程中，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我策划的拙劣并纷纷建言献策，这些建议基本可以归纳为一点，那就是仗名行乞，进行所谓的乞富济民，而若真的如此，义丐则必将成为贫富矛盾的焦点，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贫富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下，这一做法则属于杀富济贫的思维，一旦与社会蓄积已久的仇富情绪发生反应，必然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和谐稳定。
而我的思路则是弃乞行义、以义生名、以名取利，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用智本运营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义丐的翻身解放，这样不但可以解决义丐自身的经济困顿，而且还能让广大底层民众找到一条靠脑力劳动翻身智富的新方法，并且还能让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要有社会责任，心怀大义而不是见利忘义，这样才能拥有好名声，才能最终对个人有利。
尽管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遭遇了很多艰难，但之所以矢志不渝的坚持，就是因为我深深知道——只要我不放弃他，他的义就会传给我，使得社会公众会最终发现我也是个义士，并且他的名也会传给我，使得我也能够出名，而这正是这个精神富翁的特殊之处，谁跟他沾边就会出名，就会有义。
因为帮他取利，我反倒得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名声，我其实在他身上沾了很大的便宜。我把这种好名声看成一种更大的利，所以当徐超老人看到我为他而丢掉工作甚至花费钱财之后，我就告诉他，我是不会吃亏的，与这种好名声相比，那些损失都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我带着义丐徐超取利的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在没有企业认可他的明星价值的情况下，我自己把十余年的理论思考凝结成《智本论》一书，并且出版上市，并让他为这本书做代言，在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写书已经可以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了。而马克思当年则只能对着《资本论》发出一句让人心酸的自嘲——这部书获得的稿酬甚至还不够偿付写作它所吸的雪茄烟钱！
我们的书需要宣传，徐超老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川，去年来成都的时候，很多四川市民都在大街上向他问好，有的甚至从汽车摩托车上下来给他送钱花，还有的给他买水喝，买烟抽，四川人对义丐的义气让我们备受感动，于是今年，我们又来了，这里曾经是让他在千里之外洒下泪水的地方，也是他的悲悯之心所惦记牵挂的地方，他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毫无疑问却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个不平凡的草根，是我们的底层民众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一个象征。
而我则发现，这种转变一旦被我们整个社会的底层民众所认知，必将使得他们的思想精神为之焕然一新，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坚强勤劳的四川人民不仅重建了自己的物质家园，而且还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重建了崭新的精神家园。
我这次让徐超老人来到四川，除了让他挣钱改变自己的经济命运之外，也是向我们的党和政府上交我自愿领走的一份作业，就是《智本论》这本书，写书的人最了解自己的书，所以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思想理论恰好可以解决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历史难题，因而正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所迫切需要的，当然，表面上看我似乎是为了自己卖书，而实际上却是建言献策，以尽匹夫之责。
在当今这个纷纭复杂的信息时代，各种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经济现象也呈现出变化莫测的状态，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脑也无法全面而又清晰的认识整个世界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于群体，即能够从群体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智慧，我不是什么经济学权威和大师，但我相信，只要拥有独立思考的品质，每个人都可以发现真理，真理并不总是垂青权威和大师。
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一事发展到至今，我终于可以向我们的党和政府掏出自己的心窝子了，由于生活在草野乡间而难以有机会拜访到各位领导，更是为了让公众更为直观的认识我的这些粗浅的思想，所以，我选择了吸引眼球这种非常另类的思想传播方式，这要归功于新闻生涯对我的培养和锤炼，但这种方式的命脉正是新闻传播，没有了新闻报道，我们就气喘吁吁苟延残喘。
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乃是为了向党和政府汇报我的这些粗浅思想以求获得理解和支持，我带着义丐这次来到四川，绝对不是要给领导出难题，而是来给四川送义气，义丐因为向四川灾区捐款而出名，倘若四川媒体通过正常的媒体报道支持他靠名取利，这不正是四川人民有情有义的表现么？而这种义气也必然从四川盆地溢满全国，从而让整个中国喷薄洋溢着义的气息，这将是地球上一次感天动地的壮观风景。
而为了表示我个人的义气，在这封公开信的最后，我可以认真负责的写下承诺，这本《智本论》的著作权收入只要收回成本，我都可以全部捐给汶川灾区和玉树灾区，我和徐超老人只要能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由于成都城管的“严格执法”，义丐在大街上摆摊卖书已经难以进行了，但我们还会寻找别的办法，我们的生活水准要求并不高，不愁吃不愁住就满足了。尤其让我难过的是徐超老人，只要卖书的事情不顺利，他就开始在吃喝上压缩开支，一天三顿饭变成了一天两顿，我也劝不动他。
尽管目前面临着人生地不熟以及有书难卖等诸多困难，但我们还会坚持下去，我们相信，义丐在成都、在四川不会受到亏待的，因为四川盆地是一个蓄满了义气的地方，四川人民的心中充满着义气，在网络上，一个四川网友甚至说义丐是四川的恩人，当我把这话告诉徐超老人时，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光亮，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至今而不放弃他的原因。而“不放弃，不抛弃”，不正是我们在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所展示出来的伟大精神么？
所以我坚信，义丐在四川，是不会遭到放弃和抛弃的。
谢谢各位领导能在百忙中阅读此信！
相晓冬2010年5月2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