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无疑是这些人中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

A          B	坦白	抵赖
坦白	-8，-8	0，-10
抵赖	-10，0	-1，-1

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趋于无理性在现实的世界中有时候就是表现为不适当的交易成本的增加与减少。

陈志武教授说的一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交易成本上升导致的集体无理性。

“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15]

从下面图1中可以更加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

图1：各国劳动时间与人均gdp对比图[16]

勤奋的劳动却获得更低的收入，以一个集体来比较的话，这正是无理性的一种表现——活得很辛苦，生活却不幸福。

而交易成本的下降导致的无理性，也是随处可以看到，只是被许多人忽略。犯罪成本的下降，将会导致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甚至阻碍、破坏经济的发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决策前不肯花功夫，也许事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方面交易成本的下降，可能导致另一个方面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但是不要与单纯的交易成本上升混肴。

交易成本的概念，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考察一个集体的角度。让我们对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深层次的逻辑有了更多的认识与理解。

以发动机做一个比喻，摩擦力的不同，会让外表看上去完全一致，所用材质也大体相同的两台发动机效率相差很远。

发动机如此，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利用交易成本来研究、处理现实中的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难点。

第一、                         交易成本的来源。尽管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究，现在已经发现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少数交易信息、不对称、气氛可以影响交易成本的水平，然而对于复杂的现实而言，还远远不够。这个问题是交易成本理论至关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很难衡量交易成本存在的利弊，也无法判断一个影响交易成本的措施会带来是么样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华人聚集的社区与之外的社区相比，交易成本肯定有很大的差别，面对相同的法律制度，相似的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复杂深奥的东西——文化。文化如何影响交易成本的水平，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同是民主体制的国家，不同国家的政府变换的频率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交易成本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到底为什么，背后影响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第二、                  交易成本的利弊。即使从理想的角度看，交易成本也不是一件有弊无利的东西[17]。在错综复杂现实社会中更是如此。因此，一味的降低交易成本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要在衡量交易成本存在的利弊之后再做决定，或者增加、或者降低。一个家庭买一把锁来增加财产的安全性，毫无疑问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然而，这个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否带来好处，是否可以降低，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取决于外部的环境。一个家庭尚且如此，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领导人的选举，相对于世袭，明显的交易成本高出不少，可是我们还是觉得选举更为有利。就像摩擦力，没有摩擦力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然而，摩擦力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带来了低效率。这一点，交易成本理论已经有了很深入的分析，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18]。

第三、                  特定的改变交易成本措施的外部性。一个集体例如一个企业、国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体，各个部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活动、行为是孤立的发生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不可避免的会对其所在的集体产生影响。因此，一项影响特定行为交易成本的措施对于整个集体的影响是很难评价的。正是这种外部性的存在，给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某项特定的交易成本的减少，甚至可能给整个集体带来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

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19]

陈志武教授以为这些交易成本妨碍了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降低这些交易成本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看看现在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的矿难问题、黑心工厂、严重破坏污染坏境的重大项目、盲目的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的降低审批的交易成本，也许出现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他们的出现，恰恰就是因为交易成本过低。

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尴尬处境、强制拆迁造成的恶劣影响更能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复杂性[20]。

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一句看上去有点重复话来概括。

降低无用的交易成本，增加有用的交易成本。然而，一些交易成本的存在，正是另外一些交易成本太高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些交易成本太低的结果。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个理论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两大难题的重要性现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21]。从这一定义看来，制度[22]，是一个集体的根本特征，也正是制度的差异让一个集体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制度让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以这样的方式或者那样的方式发生着联系。不同的制度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将会有着天壤之别。当集体中的所有个体完全改变了，但是只要制度没有改变，这个集体几乎与先前的那个集体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个体一样，当制度一旦改变，集体将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表现。比较一下香港、台湾、大陆，这一点体会更深刻。

同时，制度也把一个集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行为选择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也远远不只是影响集体当前的表现，过去存在的个体的行为或者说集体的状态通过制度影响着现在的我们，正如我们影响未来将会出现的个体或者集体一样。正如诺斯所说“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23]。

正是因为制度规范着现实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同时也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制度方面一定可以找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短期理性导致长期的无理性的一些深层次原因。或许可以这样说，集体的无理性只是制度的无理性的结果或者表现。

诺斯对这一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24]，“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他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25]。

制度的重要性，已经不待多言，已成共识。“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让我们对于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有了更多的认识与理解，

我之所以认为诺斯的理论很重要，因为他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与“适应性效率”

所谓的“路径依赖”是指“一些微小的事件的结果以及机会环境能决定结局，并且结局一旦出现，便会产生一条特定的路径”[26]，“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的路径”[27]。

适应性效率指“某些社会面对存量进行弹性调整的能力和演化制度以有效处理改变了的现实的能力”，“关注社会对获取知识与学问、引发创新、从事各种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瓶颈的意愿”，[28]，“当结果偏离意图的时候，制度矩阵应对变更的灵敏程度以及作为对可感知的失灵的纠正措施的正式规则变迁中的诸多限制”[29]

通俗一点，路径依赖说的是惯性，适应性效率说的是灵活性。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路径依赖越强，表明适应性效率越低。

对于一个集体的长期理性而言，没有什么比适应性效率更重要的了。即使对于眼前的集体的理性也至关重要。

一辆赛车，无论引擎多么有效率，功率有多大，安全性能有多好，有多舒适，如果没有方向盘，估计没有人敢开。

恐龙，曾经地球上的霸主，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从化石中去想象他往日的风采。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老鼠笑到了最后。

许多曾经强大的帝国，显赫一时，无可匹敌，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话题，让无数后人的扼腕叹息。

仅仅几十年以前还是超级大国、一举一动都足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苏联没有摆脱瓦解的命运。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太低的缘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我们所知甚小。面对不确定性，没有一项制度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尽管他现在看来非常有效，而路径依赖的存在，有可能正是今天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制度让我们明天付出很大的代价。历史上不同的国家兴衰更替的历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从西班牙、到英国、到苏联甚至今天的中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灵活，以便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应对变化了的环境以及自身不断恶化的状态，以免陷入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也就是说提高我们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而路径依赖的存在将会成为障碍。然而路径依赖也不是只有坏处，一项好的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作用，运行的成本会慢慢的降下来，从制度中的收益也会不断的提高。这样，人类就面临一个两难问题，在适应性效率与路径依赖两者之间取舍权衡。

而路径依赖的深层根源，如何提高适应性效率，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从而保证集体的理性与长期的理性，诺斯尽管已经开始把视角投到文化、信念体系、心智结构，但是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回答。

诺斯自己也明确的表示了这一点。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诺斯说到如下一段话。

“除了还没有完整答案的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回答的一些问题包括：变迁过程与从进化生物学中得到的模型是类似的吗？参与者的意图有什么不同？作为制度变迁直接来源的人的意图的本性是什么？人类的不确定是来源于人类前景的固有不稳定或是我们对人类前景的认识和信任吗？我曾多次到访过桑塔菲学院，它们的经济学家花了大量时间为我们所称的复杂性事物建立模型。许多复杂性涉及的是开发世界无秩序模型的尝试。它们代表了我们试图面对的世界吗？或者，世界真的会更有秩序吗？存在会是我们弄错的信仰吗？或者，我们误解了现实吗？什么是间断（即突然的进化变迁）的来源？什么是路径依赖的潜在根源，路径依赖怎样影响行为？我们对路径依赖也是知之不多的。我们知道它是真正存在的；历史学家了解我们几乎没有突然地改变过前进的方向。在限制人们对现状和未来做出改变的能力方面，往昔的制度和信仰有极大的影响。但确切地说，当那些约束较为宽松因而我们能够做彻底改变时，当它们不再是我们应该大量了解的东西时，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以上回顾了在漫长的历程中，人类对于自身面临的两个问题的思考，从几千年以前的古人，直到今天仍在努力思考的学者。当我们抬起头来环顾我们身边的世界，我们会发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今日的世界与曾经的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今天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恐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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