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在博士三年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能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如果张老师不在双周一次的的Workshop 上提出“缩长”之谜，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写出本文的第4章。如果张老师不将兴趣点转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会有与张老师一起合作完成本文第5章的机会。如果张老师不能实现学术、家庭和社会事务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在张老师举行的每一次聚会的间隙频繁向其请教其中的秘诀。我承认，我是张老师忠实的Fans。

     师母王小丽女士在我大姐病重期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对此，我将终生感激。

如果没有和我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的愉快合作，我想本文的FTPL及其实证部分很难做成现在这个样子。除此之外，朱老师还经常向我提供重要数据和重要学习资料，令我非常感动。朱老师的好友，胡景北教授在读博期间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这里我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学术研究遇到困难时，给予我帮助的老师还有，袁志刚教授、李维森教授、华民教授、蔡江南教授、殷醒民教授、孙立坚教授、王诚教授、余永定教授、周其仁教授、周黎安教授、周业安教授、姚洋教授、陈钊教授、陆铭教授、宋铮副教授、王永钦副教授、章元副教授、陈诗一副教授、张晏副教授、黄赜林副研究员、王文甫副教授、樊潇彦博士、罗长远博士、詹宇波博士、陆桔利博士。同学有刘亮、方钦、刘修岩、徐明东、王小明、张军超、陆剑、彭文斌、姚德文、闫红波、李徐、朱伟骅、神玉飞、郁阳秋和张新杨。师兄弟有傅勇、高元、刘宇、张延人、范子英和丁丹。对于各位的帮助，我深表谢意。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JL008）、浙江省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和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财政学）的慷慨资助。同时还要感谢《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经济问题》、《财贸研究》和《当代经济管理》等编辑部的大力支持。此外，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何元龙社长、麻俊生主任、忻雁翔主任和李娜编辑的厚爱，让我实现了在“当代经济学文库”中出书的梦想。对于其深远意义，我想用下面的理论假说来概括，即在文库中出版过书的青年经济学者，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可能性就越大。

     感谢浙江财经学院王俊豪教授、钟晓敏教授、张国平教授、卢新波教授、胡亦琴教授、邱风教授、周冰教授、樊小钢教授、李永刚教授、吴宏教授、李永友教授、张雷宝教授、张佑林教授、唐要家教授、崔大树副教授、黄文平副教授、张海洋副教授、项后军副教授、金通副教授、吴一平副教授、王建明副教授、邵燕波副研究员、李井奎博士、李云燕博士、陈红蓓老师、丁杨鑫老师、曹桂飞老师、钱珊老师、吴翼泽老师和胡国庭老师的关心和照顾，帮我实现了学术起飞。

    感谢浙江大学金祥荣教授、史晋川教授、蒋岳祥教授、汪炜教授、黄先海教授、顾国达教授和朱柏铭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让我更有机会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前不久，我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假说，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想实现学术可持续发展，应满足以下六大条件：第一，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并积极融入其中。第二，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广交学术志友。第三，选好工作平台。第四，选好另一伴。第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六，善待身体。

    感谢我的学生们，特别是我的三位研究生郭林、袁志鹏和楼琳琳。和他们一起做研究，我感到很快乐。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深知，没有他们无私的爱，我就不会走到今天。

                                                                       方红生

                                                          2010年5月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