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海边有一个七里海庄
董宝瑞
今天，贴出笔者于
今年1月，《昌黎日报》新开设《乡村今昔》专版，约我陆续写昌黎县一些农村的古往今来。《昌黎海边有一个七里海庄》，是新写的一篇，已经发表于5月19日《昌黎日报》第三版。
其全文如下：
昌黎县境以“里”数得名的村庄并不多，众所周知的主要有昌黎县城附近的“五里营”、“十里铺”和“八里庄”等，再有一个就是渤海沿岸的“七里庄”了。
五里营、十里铺与八里庄，均以距离昌黎县城鼓楼的里数得称，而七里庄却不是距离哪里有“七里”之遥，其名出自渤海沿岸独一无二的潟湖——七里海之称。
位于昌黎县城南偏东16.5公里处的七里海，水域长约5.5公里，宽约2.6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水深1.7米左右。七里海之名，最早见于《明史·地理志》，以水域宽有七里而得名；《明史·地理志》将其记为“古溟海”，表明其大约系“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水经注》语）时所遗。七里海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渤海沿岸较大的淡水湖泊，被称为“七里滩”；湖水中曾长有不少莲藕、菱角、芦苇等，风光堪与冀中的白洋淀媲美。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滦河涨溢，泛滥成灾，九河之水几乎全都挤在其地无法涌入大海，湖水高涨，最终冲开海岸线上像堤坝一样高大而横遮海岸的百里沙丘，形成了一个新开的入海口，从而使七里海与渤海连通，一下变成了海水与淡水融汇的潟湖。湖面横亘在渤海的沙丘海岸之内长达有二三十华里的七里海与渤海连通以后，“七里之水为海水吸入，而变成桑田”；其水域面积大大缩小，露出了方圆有一二十里的一大片滩地。据民国版《昌黎县志》记载，七里海变成潟湖后裸露的大片滩涂，“经民开垦，呈报立案，名曰海防荒田，凡数百顷”，“后以居者日众，遂成村落”。也就是说，127年前的那场巨大的沧桑之变，使七里海的水域一下缩小到现在的模样，原来的大片湖面变成滩地以后，不少人前往开荒种地，搭铺落居，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村庄，而七里庄就是其中之一。据介绍，七里庄一带居民的祖先都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从滦河沿岸的一些村庄搬到七里海边上的滩地，搭铺落户的。当时，在七里海之滨搭建的这些窝铺都没有一个正经的名字，被人们叫为“海铺上”；后来，人家多了，修建了房屋，形成了村落，这些“铺”才被统称为“七里海庄”，简称为“七里庄”。之后，南村与北村分开管理，分别被称为“前七里庄”和“后七里庄”。据《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前七里庄由齐家铺和冯家铺、郑家铺、张家铺（由张子英于1918年由茹荷村东北的张家铺到此搭铺放牛建立，1976年地震后变为废村）等自然村组成，其中齐家铺建立最早，约在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齐姓人家就从石各庄迁到七里海之滨搭铺落户了；到1981年地名普查时，全村有153人，耕地654亩（人口如今已经达到293人，104户）。后七里庄是由孙、刘二姓居民约在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从仓上迁到此地搭铺落户建立的；到1981年地名普查时，全村有370人，耕地762亩（人口如今已经达到445人，142户）。
清朝末年，到七里海之滨搭铺垦荒的民户，多是由滦河沿岸一些村庄迁徙来的穷人。开垦“海防荒田”以后，这些民户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但依然比较穷困。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是：“七里庄，三件宝，盐茜菜，红棵草，棘疙瘩垒墙它不倒。”说的就是那时候人们生活的穷困劲儿。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前、后七里庄地处沿海的沼泽和低洼地带，周围都是水坑，比较偏僻，很快就成为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昌黎、抚宁铁路以南地区建立的抚（宁）昌（黎）抗日联合县的“堡垒村”。当时，前、后七里庄都成立了抗日组织，不少人家成了常住共产党、八路军干部和战士的“堡垒户”。
前、后七里庄建村历史较短，而且藏匿在比较偏僻的七里海畔的荒滩，多年来默默无名。直至近二三十年，人们才得知，那里在抗日战争末期，竟是7个美国盟军飞行员的获救之地，是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和平玫瑰的植根之地。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秋天的白露时节。1944年9月8日，美国陆军第二十轰炸机总队的上百架B－29型远程重型轰炸机，由成都新津、广汉、邛崃、彭山等机场起飞，轰炸鞍山和本溪湖日军的钢铁工业基地。就在这天下午，美国陆军第二十轰炸机总队第444轰炸大队第679中队驾驶的42-6234号B－29型远程重型轰炸机在渤海沿岸失事，在七里庄村西偏北十数里外的范庄子村南一个坟地坠毁。当时，机组有11人，在飞机坠毁前全部跳伞，其中4人落入海中失踪，有7人在后七里庄一带滩地分别得到营救。当时，1944年3月建立的中共抚昌联合县工作委员会正在后七里庄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那天下午2时前后，大家发现有失事的巨型飞机从村庄上空掠过，并有一些飞行员跳伞，负责整个培训班工作的县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阎欣，立即命令培训班学员和民兵一起分头到村外去搜捕跳伞的飞行员。跳伞的美国盟军飞行员，最先得到营救的中央火力控制枪手兰道斯上士和左枪手吉雷上士。他俩是在后七里庄村东的荒滩上遇到两个放牛的，被前去搜索的训练班干部和后七里庄民兵带回村里阎欣居住的刘光第家东正房屋的。时隔不久，最后跳伞的42-6234号B-29远程重型轰炸机机长、正驾驶约翰·欧文通上尉，在后七里庄村西南一个叫“二百地”的豆子地中被发现，被到那一带搜索的后七里庄村民兵小队长刘光第等人发现，也被带到阎欣居住的地方。弄清这3个获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身份后，后七里庄村的干部、群众热情款待这几个从天上飞来的不速之客，并找来会推拿医治骨伤的许发春老伴，给跳伞落地时左脚踝受到挫伤的美国盟军飞行员兰道斯上士医治扭伤。另外4名跳伞的美国盟军飞行员，落到七里庄一带海滩后，结伴西行，是在大营村一带获救的。9月9日下午，在后七里庄获救的3名美国盟军飞行员被护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与另外在大营一带获救的4名美国盟军飞行员会合，继而被抚昌联合县支队派人向北护送到铁路以北的碣石山区抗日根据地。后来，他们由八路军十二团的驻地——卢龙县花台一带，被安全地护送到冀热边特委，并由那里转送到晋察冀军区，直到延安。抗战胜利后，这7个“天上飞来”的客人回到美国，念念不忘渤海沿岸这个他们获救的地方。其中雷达员奥利渥·欣斯德尔没等到中美关系解冻那一天，便去世了。1973年初夏，他的夫人阿玛利亚·欣斯德尔为实现他回中国寻找获救之地的遗愿，特意来到新生的中国，寻找他当年遇救的地方。为了表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人民结下的战斗友谊，她从太平洋彼岸特意携来两株典雅、庄重，在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接受全美玫瑰金奖的“和平”玫瑰，一株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一株赠送给周恩来总理。1978年5月19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访华团时，邓颖超特意从家里摘来一枝正在盛开的淡黄色“和平”玫瑰花，向美国朋友追述了这枝“和平”玫瑰的来历。她说：“这是一枝中美人民的友谊之花……”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七里海之滨的默默无名的七里庄一带，正是这珍贵的“中美人民的友谊之花”植根的地方。
近几年，笔者为追寻当年美国盟军飞行员遇救的往事，曾几次去后七里庄，访问60多年前参加营救美国盟军飞行员的老党员、老民兵刘光第老人和他的老伴赵艳兰。如今，后七里庄和前七里庄都在进行生态文明村建设（前七里庄已经成为秦皇岛市生态文明村建设先进单位），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很难再想像出当年美国盟军飞行员在七里海之滨获救时的原始旧貌了。通往前、后七里庄的乡间土路，已经被改铺成柏油路面，变得相当通畅、便捷。生活在前、后七里庄的父老乡亲在种植庄稼的同时，在搞牛、羊和貉子等珍稀动物养殖，生活也变得相当富裕，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盐茜菜，红棵草，棘疙瘩垒墙”那“三件宝”已经成为永远逝去的历史。
摄影：董宝瑞